老朱的群众路线
立法者的经历对于法律的影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影响。
当老朱还只是朱重八的时候，他受尽了贪官污吏的欺凌，受够了士大夫的白眼。所以当朱重八变成朱元璋之后，老朱的法律重点整治官吏和士大夫。无论是作为政治支柱的官僚系统还是作为文化脊梁的士大夫，都绝不是以老朱区区一人之力就能够解决干净的。所以，老朱玩起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手段：联络群众。
这个办法，其实并不新鲜。这是先秦法家玩“术”的惯用手段。所谓内法外儒，内法指的就是用法家的手段整治官吏。要想整治官吏，那就必须联络底层的民众，这就叫“明主治吏不治民”。
可是中国的群众，一向维权意识淡漠、忍耐力极强。官老爷不来烦我，我就谢天谢地了，哪敢斗官老爷呢？为了唤醒底层民众的权利意识，老朱玩了一招绝活儿。这招绝活儿，应该就是老朱的原创了：他把《大诰》大量印刷，到处分发，使之成为人手一册的红宝书。同时，老朱规定：但凡犯罪嫌疑人被定罪量刑之后，你能够拿出一本《大诰》来的，减罪一等；拿不出来的，加罪一等。这个规定意味着，明初的审判不可能按照《大明律》——要么加罪，要么减罪，刚刚火热出炉的《大明律》形同具文。《大诰》有这样的妙用，所以在明朝初年，有井水处就有明《大诰》。
即便如此，老朱还考虑到作为农民而言文化水平太低，看不懂《大诰》，于是出台新规定，每个居民点都要设立一个学堂，学堂里专门有一名老师，给大家免费培训讲解《大诰》。所以，老百姓闲着没事儿就翻着《大诰》看。《大诰》上，记满了老朱惩罚官吏的案例。这哪是在看法律文件啊，这就是在看一本《整官手册》啊！
有一天，江苏常熟农民陈寿六终于觉醒了。
陈寿六平时受尽了县吏顾英的欺负，这一天终于造反，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冲进县衙门，把顾英捆绑起来，手拿红宝书《大诰》，押着顾英进京告御状。沿路的官员一看陈寿六手举红宝书，吓坏了，都不敢阻拦。陈寿六畅通无阻来到京城，得到了最高领袖朱元璋的亲自接见。
朱元璋下达了三点最高指示：第一，责成有关部门严惩顾英，赏赐陈寿六；第二，严禁任何人对陈寿六打击报复，违者严惩不贷；第三，陈寿六今后如果犯罪，要由我老朱亲自审问。(https://www.daowen.com)
因为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全天下兴起了活学活用明《大诰》的学习热潮。洪武二十四年，全天下共有十九万师生齐赴礼部，朗诵表演《大诰》，获得赏赐。《大诰》先后颁布四编，通行天下，几乎是古代发行量最大的书。不过有趣的是，朱元璋死后，《大诰》就被废置。加罪减罪的功能不得再用，跑到礼部背诵《大诰》也不受欢迎，来回车费自理。到了明末，要找全四编《大诰》已经非常困难。政治力量推动发行的印刷品，一旦时过境迁，终会被淘汰净尽。
相比起底层民众所受的优厚待遇来，士大夫和官员则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有宋一朝，有“不杀士大夫”的古训，所以两宋乃是知识分子的黄金乐园。而明朝，在朱元璋没文化的自卑心理作怪之下，动不动就对大臣施廷杖之刑。
廷杖，听上去温文尔雅，比起凌迟、腰斩、刷洗之流要轻得多，但却是对一代风骨的摧折与凌辱。以前施杖刑，都是在专门的场所行刑。而从朱元璋开始，都在朝廷之上当场扒下大臣的裤子，直接打屁股。明朝，由于廷杖而当场打死的大臣，不可胜数。
老朱要的就是让这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但是，自尊这个东西，任何人都给不了你，只能靠自己挣；任何人也剥夺不了，只能由自己糟蹋。明朝的士大夫，虽然惨遭此一劫，却由此形成了新的风尚：谁挨廷杖，谁脸上有光，终身受人倾慕；谁躲过了廷杖，反而要被人不齿。所以事与老朱之愿相违，后世经常出现的场景是，皇帝要行廷杖，大臣们反而更加争先恐后、前赴后继。
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使得黑暗的明朝司法有了一线希望。
与下面两个与明朝相始终的名词相比起来，无论廷杖还是《大诰》，都只是小角色罢了。这两个名词，一读之下，便令人感到一股阴腐之气，心生绝望——
锦衣卫，东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