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言

在中国上古文明特别是西周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充分利用金文资料以弥补文献不足征的缺陷，是近世学者常用的工作方法之一。由于金文资料的运用，需要首先对其时代做出准确判断，于是各种金文断代方法在实践中也就应运而生。

金文时代的判定，有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之别。因之相应形成两种不同的金文断代方法，一是标准器断代法，一是历朔断代法。系统的标准器断代法为郭沫若所首创，主要用于推考西周金文的相对年代，亦即彝铭记事内容所在的王世；而历朔断代法则主要针对具有年、月、月相、记日干支等历日要素的青铜器铭文，求其所属王世具体的王年，亦即建立在西周列王年代体系基础之上可用公元纪年表示的年代。这两种断代方法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和采用。

自20世纪初以来，人们运用不同的断代方法考察铜器铭文的年代，既取得了许多积极而有价值的成果，同时也留下了不少众说纷纭而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的来自于时代或研究条件的限制，但更多的是由于人们对各种断代方法的内涵存在不同的理解所致。因此，金文断代研究要进一步走向深入并达到应有的科学水平，还必须在方法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本书不去专门研究金文断代而是着力探讨金文断代的方法，尽管乍看起来有些舍本求末，实际上却是一件饶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正确的断代方法和方法的正确运用正是进行金文断代研究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舍此无由探其奥秘。

说到金文断代方法研究，涉及的方面亦相当广泛。因一时尚无精力作全方位的考察，只好以标准器断代法和历朔断代法所涉关键问题作为突破口，力求在纷然杂陈的路标中寻觅出金文断代的正确途径。为了分析各种断代方法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研究中自然少不了对一些铜器铭文年代的再推定，乃至西周年代学也随之被纳入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从而形成了本书的基本研究框架。

为了适应本专题研究的需要，全书分上、下二篇。上篇以标准器断代法为研究对象，着力探讨构成此一方法的两大理论支柱，即时王生称说和康宫为康王之庙说运用于金文断代研究中的利弊得失，同时讨论了考古类型学在铜器断代中的正确运用问题。

西周金文中常见的文、武、成、康等王号，由王国维首先提出当为诸王生时美称而非谥号，继之被郭沫若作为金文断代中确定标准器的重要依据之后，就一直得到学术界的普遍信从。其实，时王生称说只考虑到部分金文使用这些王号的语境，并未排除此类彝器为时王殁后所铸，并可用其谥号以追述前事的可能性，不足以成为否定西周或西周孝王以前已行谥法的理由。从文献记载和大量金文来看，周天子以及诸侯等贵族在生前与身后的称谓是有区别的，这种现象除了说明当时已有谥法存在之外，是不好另作解释的。明确西周已有制谥之法，对金文断代是有指导意义的：一是对一些“生称谥”的金文可以从语境时代和铸刻时代上分开予以考察，不致把铭文记事内容的时代推迟到生称时王的后一王世，也不致把一些有先王谥号与时王相提并论的金文看作某一先王之物；二是利用金文中出现的周王谥号，可以对上下两个王世的青铜器器物形态更确切地作出先后的区分，使类型学研究工作更为细致。

康宫为康王之庙说，虽曾被王国维、罗振玉提及，但全面加以论证并以此作为西周金文断代重要标尺的是著名学者唐兰。依据此一“康宫原则”，先前郭沫若、陈梦家的大部分金文断代成果被否定，形成学术史上严重的对立与分歧。由于康宫问题关系到西周不少重要彝铭的年代判定，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从令方彝、令簋之为成世器，以及相关人物如王姜、太保、明保、伯懋父等人活动年代大都不晚于康王时代来看，见于令方彝铭文中的康宫不会是康王之庙，它器亦然。同时，亦无证据显示康某宫为某王之庙，尤其是克钟、克盨当作于夷厉之世而非厉宣时代，更成为康剌宫为厉王之庙说的反证。从大量金文材料来看，康宫或康某宫只是建有宗庙性礼仪建筑的王之宫寝，其用名取义与西周诸王的谥号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把有无康宫视为金文断代的重要标尺可能是不妥善的。明确这一点，当不至于把大批成康时期的铜器铭文说成是昭穆时代的作品，亦不至于把克器的制作说成厉宣之世而影响西周中后期王年推考的科学水平。

标准器断代法不仅需要以彝铭中的人名事迹为中心来推证其年代，铜器类型学上的诸多因素也有着重要的参验作用。自郭沫若把考古类型学因素引入铜器断代之后，数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但类型学在铜器断代中的运用，迄今尚未建立完整而科学的器物形态序列，也未把诸如器形、纹饰、字体、书风等类型学的考察与铜器铭文史实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致对西周铜器断代造成一些误区，需要研究中加以厘正。

本书下篇则着力讨论历朔断代法用于西周金文历日断代研究的利弊得失。全面利用彝铭中的历法要素进行金文断代始于国学大师刘师培，继之在学术界形成两大主要派别：一派主要以王国维的月相四分说为依据，一派主要以俞樾的月相定点说为指归，相与排击，莫衷一是。

月相定点说可分为定点旧说与定点新说两种。主张月相定点旧说的学者以董作宾、张汝舟等人为代表，他们把既死霸与初吉等同起来以朔日解之，即与新出晋侯苏钟中初吉与既死霸同出一铭而涵义有别发生矛盾，暴露出此一理论所存在的严重缺陷。而刘启益、李仲操等人主张的月相定点新说，虽然对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月相词语的正确排序有所认识，但他们坚持月相应该定点，同样无法说明作册䰧卣、静方鼎、晋侯苏钟诸铭历日间的非定点关系，亦不足取。

月相四分说虽合历理并经得起验证，但以此进行金文历日断代仍需多种条件的配合。早年如新城新藏、吴其昌等人由于缺乏科学的历表和铜器断代方面的成果以资利用，加之过于强调金文历日对铜器断代的先导作用，结果未能充分发挥月相四分说在金文历日断代中应有的科学价值，所出成果局限性很大。后来坚持月相四分说的众多学者依据科学的历表，把全历日铜器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结合起来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但由于缺乏多种科学手段的合证，亦未收到理想的宏效。

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同样面临如何利用金文历日资料以考西周列王年代的问题。断代工程采取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研究方法，在西周年代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世人所瞩目。但是，断代工程重新归纳的月相二系说仍不完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把初吉排除在月相系统之外，造成初吉与既生霸所辖时段的重复交叉（其他月相词语亦有这种情况）。以“一器之中不容用两种记日法”的逻辑常识来判断，初吉在静方鼎、晋侯苏钟诸器中与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同出一铭，必非两种记时系统无疑。断代工程在铜器断代的类型学研究上有相当大的进展，但在克器断代问题上径采厉宣说则多有可商。无论是从器物形态学分析或是器主所处年代来看，克器都只能是夷厉时物。这就意味着断代工程所编制的西周金文历谱中，其懿、孝、夷三王的在位年代还有据以调整的必要，以保证西周年代学研究应有的科学性。

以上所述，即为本书研究之大略也。

应该说，以我们浅薄的学养来从事这样艰难的研究课题，是有些不自量力。只因本书的两位作者曾作为研究生就读于著名学者赵光贤先生门下，多年受先生的教导和学术思想的熏陶，使我们对金文断代及其方法的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所以不揣谫陋奋然涉足此一荆棘丛生的学术领域。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对谥法、康宫、月相、西周年代等问题的理解上，我们都从先生那里吸取了不少的学术营养。先生从事金文断代和西周年代学研究长达二十余年，对许多问题多有心得，或形诸文字，或耳提面命，都使我们受益良多。记得当年杜勇报考博士研究生时，先生在古汉语试题中，就有两道古文字方面的题目，一是评说董作宾甲骨文分期断代之十项标准的得失，一是分析金文月相词语的含义和作用。这两道试题答起来虽然使人挠头，却反映了先生对甲骨金文断代研究的重视，其后还一直勉励学生注意这方面知识的积累和相关的研究动态。1998年杜勇博士以“金文断代方法研究”为题，申报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获准通过，随后请沈长云教授加盟（撰写本书第三章），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苦苦求索，终于实现了本课题预定的研究目标。不管本书的水平如何，作为学生在先生开辟的学术道路上有所前进，总算是一件聊以自慰的事。

西周金文断代是一项目标很高且任务很繁重的研究课题，目前虽经学术界的大力推进，但仍未达到理想的境界。我们所做的工作也只是刚刚开了头，因为课题结项又不得不暂时煞了尾。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将尽可能继续耕耘这块学术沃土，为祖国学术事业的繁荣力尽绵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