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王生称说的提出

关于西周王号的由来，自春秋以降一直被认为是周王死后所追加的谥号。如《逸周书·谥法解》说：

唯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攻于牧野之中，终葬，乃制谥叙法。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1]

这是说周王发死后，以其牧野克商之功，制谥曰武王，并同时由周公、太公制定了有关谥法的规则，供后世遵循。其后《榖梁传》桓公十八年也说：“昔武王崩，周公制谥法。”《礼记·檀弓》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废止谥法制云：“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秦人所谓中古，亦系指西周。这种以谥法为周人创制，文、武、成、康等为谥号的见解，两千多年来不曾有人怀疑过。

最先对西周王号为死谥的传统说法表示异议的，是近世著名学者王国维。他首先发现金文中有一种令人惊异的“生称谥”现象，即原来被认为是死谥的成王、穆王等王号变成了生时之称。由于金文资料的可信度较传世文献为高，使王氏对谥法形成于周初的传统说法产生怀疑，认为这些王号死称之，生亦称之，应属美名而非谥号，进而提出了谥法兴于共、懿之后的新说。他在《遹敦跋》一文中说：

此敦称穆王者三，余谓即周昭之子穆王满也。何以生称穆王？曰：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是周初天子、诸侯爵上或冠以美名，如唐宋诸帝之有尊号矣。然则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2]

王氏这一见解，后来被称为时王生称说。王氏向以治学态度严谨著称，但由于此说所据彝铭除遹簋外仅有献侯嚣鼎，材料明显偏少，故其结论实在疑似之间。后来徐中舒又著文增补宗周钟之生称昭王、趞曹鼎之生称共王、匡卣之生称懿王等材料以坚师说，谓“生时既有成昭诸称，则非死后谥法甚明”[3]，重申谥法兴于共懿诸王以后的主张。大约与此同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在研究金文断代的过程中也涉及谥法问题，并作《谥法之起源》以和王说。观郭文所据金文，除王、徐二文先后征引过的彝铭之外，另有齐侯钟（今多称叔夷钟）、壶、洹子孟姜壶等春秋三器，故其结论更进一步，他认为谥法之兴不仅当在共懿诸王以后，而且“当在战国时代，其时学者惯喜托古作伪，《逸周书》即一伪托之结晶，《谥法解》其结晶之一分子也。”[4]

王、郭等人对时王生称说的阐扬，在学术界影响甚大。自郭氏以此作为金文断代的标准之后，就一直被金文家奉为圭臬。近一二十年来，尽管不断有学者质疑此说，但在金文断代实践上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始终不曾动摇过。仔细考究起来，问题的症结多半在于主张西周有谥法以推论居多，却一直拿不出更积极的证据，至于如何据以处理金文断代中的具体问题，也缺乏更深入的探究。结果是疑者自疑，信者自信，难于达成共同的认识。现在，我们把谥法与相关金文断代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希望有助于廓清时王生称说的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