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器物形制与纹饰发展更周密的序列

建立器物形制与纹饰发展的更周密的序列，使铜器断代建立在更加精确的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所谓建立器物形制与花纹发展的更周密的序列，就是对每一种器物形制与花纹，包括它们的各种式、样，力求得出其最先产生和最终退出工艺舞台的准确时间，亦即对各个序列的首端和终端进行更准确的断限。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有所进展。如朱凤翰的《古代中国青铜器》[21]、王世民等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所列出的图表，皆比过去仔细而精确。有些新的研究成果，是由于新发现了有价值的器物而重新确定的。如编钟的产生，原据长安普渡村的材料，以为最早不过西周中期，但后来宝鸡竹园沟伯墓（M7）出土了三件一套的编钟，时代可定在西周的成康之际，始知自西周早期即已出现了编钟这类乐器。又如西周中后期广为流行的弇口扁圆体、通体饰瓦垅纹、圈足下有三个支足这种样式的簋，原皆以穆王时的遹簋为最早，但后来甘肃灵台西岭M1出土了同样形制（惟三个支足稍长）的吕姜簋，此墓的时代应定在昭王（从刘启益说），看来这类式样的簋的时代也应提前。

尽管有了以上进展，我们认为，类似的研究还应继续。限于出土器物有限，以及某些认识上的原因，一些器物形制与花纹的发展序列，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如盆鼎中的附耳鼎，是否可以追溯到西周前期？凌源马厂沟出土的附耳鼎，时代可追溯到西周早期的康王时代，但有人认为此鼎纹饰不尽符合西周鼎纹的风格，因而怀疑它只是“北疆特制”亦即北方少数族地方的风格[22]，可见这个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再如壶类中的长筒形中腹微鼓的园壶，一般视为出现在西周中期之初（穆王时），所举例子为长墓出土园壶。然在这之前的凌源海岛营子马厂沟窖藏铜器，以及洛阳庞家沟M410皆出土有这类体形修长的园壶，时代皆可定在西周早期，惟马厂沟壶无圈足而已，因而这种壶制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也是需要仔细斟酌的。

此外，像垂腹的筒形尊、带犄角的楕方体卣、四足之鬲形方盉，乃至下腹倾垂之园鼎及方鼎等，其最早出现的时间，都值得认真探讨，因为现时人们的认识并不尽一致。而有的器物，如三段式觚形尊、类似大盂鼎那样的鼓腹微蹄足园鼎之下限，亦同样值得认真研究。

纹饰中亦有不少问题需要推敲。如《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列为Ⅱ6式的大鸟纹，见于传世器庚赢卣及长安张家坡出土之孟簋等，过去陈梦家认为此种鸟纹“是从成王时代的鸟形变为后一时期新形式鸟形的标准形式”[23]，而将庚赢卣列为康王时期的典型器物。陈公柔、张长寿对之稍有游移，主张“此式大鸟纹最早也许可以到康王时期，而大多数都是昭穆时期的”，但另有一些学者则坚决将其列为昭穆时期才始出现的新纹饰，可见这个问题亦有继续讨论的余地。其他如殷末周初流行的一些动物纹饰，如象纹、蛇纹、蝉纹，以及一些作为主题纹饰的雷纹，包括乳丁雷纹、勾连雷纹、曲折雷纹等之流行下限，也是需要认真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