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康宫非康王庙的几种说法
主张康宫非康王之庙的学者，以郭沫若、陈梦家以及何幼琦等人为代表。
在罗振玉的考释文章问世不久，当时正在创制铜器断代法的郭沫若也先后写了《由〈夨彝考释〉论到其他》、《〈夨令簋〉考释》[3]等文章，对罗氏的论点进行了全面商榷。郭氏首先征引鲁侯彝，以证明公为鲁公伯禽，“则周公自系为周公旦，《夨彝》自系周初之制作。”又据令簋“唯王于伐楚伯，在炎”之文，联系禽簋“王伐楚侯”与作册睘卣“王在序”诸器，谓“序、炎、奄，当同是一地之异译”，诸铭所记即“周初伐淮夷践奄前后数年事”，故“王伐楚伯”之王即成王，则所谓“王姜”当即成王之后。由此定令方彝、令簋之制作时代必在成王之世。郭氏通过对令方彝、令簋时代的判断，否定了康宫为康王之庙的说法，批评罗振玉“以一字之相同而遂定为某王之庙，未免过于武断”。郭氏这些意见在后来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有进一步的演绎与贯彻。这时他虽也承认“京宫、康宫均宗庙之名”，但对此类宫名的解释却另有新说，认为“京（大也）、康、华、般（亦有大义）、邵、穆、成、剌，均以懿美之字为宫名，如后世称未央宫、长扬宫、武英殿、文华殿之类，宫名偶与王号相同而已”[4]。这就是说，康宫及其附丽于康宫的其他宫名都与西周某些王号没有必然联系，不足以成为金文断代的标尺。
在郭沫若看来，令方彝制作于成王时代，逻辑的结论便是康宫虽为王室宗庙，但决非康王之庙。在这里，郭氏对令方彝年代的考订是对的（详后），只是他的论证不够周密，无法让人相信他的结论。如鲁侯彝中，明公与鲁侯并出，前者受命“伐东国”，后者佑助有功，分明是二人，郭氏却视同一人，由此推论令方彝中的“周公子明保（明公）”就是鲁侯伯禽自然不具说服力，何况伯禽既为鲁侯也不可能再代替周公执掌王室大政，出任“尹三事四方”的要职，此其一。其二，郭氏又说令簋“王于伐楚伯”就是周公东征所伐淮夷之一，然而前此荆楚已迁往江汉流域，不应成为周公东征的打击对象（详后）。其三，作册睘卣所说“王在序”，其地在今陕西宝鸡一带[5]，而令簋的“炎（郯）”在今山东历城[6]，不可与奄（曲阜）混为一地，更不得谓诸铭所记为周公东伐践奄之事。从郭氏所持这些主要证据来看，还不能充分证明令方彝、令簋为成王时器，因而不足以否定康宫是康王之庙的说法。
二十多年后，陈梦家作《西周铜器断代》在考释令方彝等器时，也涉及康宫的释义问题。他认为令方彝、令簋中的作册夨就是宜侯夨簋中的宜侯夨，宜侯夨簋所记“成王伐商鄙”即周初平定武庚之叛，故令方彝、令簋与宜侯夨簋应同为成王时器[7]。并通过对有关训诂材料和金文有“王在某宫”等语例的分析，认为“宫与庙是有分别的，宫、寝、室、家是生人所住的地方，庙、宗、宗室等是人们设为先祖鬼神之位的地方”，主张“康宫为时王所居之王宫，亦是朝见群臣之所”[8]。在这里，陈氏一方面提出新的证据支持郭沫若对令方彝时代的判断，另一方面又考求当时“宫”不具有庙的含义，对康宫为康王之庙说给予进一步的否定。
陈梦家这些论证看似有力，实际也未尽妥善。如宜侯夨簋已说到“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知时王应是成王之后的某一位王，今日学者一般定此为康王时器，极是。这就是说，即使宜侯夨就是令方彝中的作册夨，也不足以证明令方彝必作于成王之世。又如陈氏主张宫与庙有分别，以金文多见“王在某宫”否认宫具有宗庙功能即有失片面。陈氏说金文无“王在某庙”的记载，亦与南宫柳鼎称“王在康庙”相矛盾，从语例上说明不了宫与庙的区别。实际上从文献或金文资料来看，宫都具有宫室与宗庙的双重含义（详后），不好以此非彼。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何幼琦致力于西周年代学的研究，对宫名与王号相同的一些彝铭进行了绝对年代的推考并落实到相应的王世。结果他发现不仅康王时有康宫，昭王时有昭宫，穆王时有穆王大室，夷王时有夷宫，而且成王时已有康宫，康王时已有昭宫，夷王时已有厉宫，他认为这个现象从根本上宣告了康宫为康王之庙说的破产。于是作《论康宫》[9]一文，阐述了他对康宫问题的新认识。他认为周初没有谥法，文、武之称是自命王号，“从成王起，由父王指定一个庄重的文字，兼作儿子的王号和宫名，就成了宗周家传的制度”。至于后世所建的康昭宫、康穆宫、康厉宫等之所以要冠以“康”字，是因为当初成周城内建有名叫“康宫”的宫城，宫城内康王的宫室也叫“康宫”，后世诸王在宫城内陆续所建的宫室，与康宫是平行的，绝不是附丽于它。“彝铭中凡是单言‘康宫’的，都是指一座宫室；凡是说‘康宫某宫’，或者说‘康某宫’的‘康’字，都是指的宫城，而不是宫室。”这是以年代学研究为先导，通过重订金文时代而形成的一种新看法。
何幼琦提出康宫或康某宫为父王所建王储宫室的说法，不过是其西周年代学研究的一件副产品，证据也不充分。其一，在何氏看来，康宫是两个，一是成周城内的宫城，一是宫城内康王等人的宫室。这种说法虽然有利于解释康宫与康某宫的区别所在，但缺乏考古学上的证据，因为成周城（亦即春秋时的王城）经科学发掘并无宫城的遗迹[10]，不好凭空立说。其二，何氏不只说西周无谥法，还说用于生称的王号从康王起便由父王生前指定，亦与西周实际已行谥法相违忤（参见上章）。其三，若成世康宫为康王立为王储后的宫室，则明公有何必要“用牲于康宫”？其后周王的各种册命典礼何以要在太子的宫室举行？这些都不好解释。可见把康宫或康某宫视为王储所居宫室同样扞格难通。
以上三家对康宫的解说，郭沫若认为康宫是王室宗庙，但不是康王之庙，而陈梦家、何幼琦则认为康宫并非宗庙，只是时王或太子所居的宫室。这些说法尽管内涵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致否认康宫为康王之庙的说法。由于各家对问题的分析与论证都有不少薄弱环节，这就不免使人对他们的说法欲信还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