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类型诸多因素的综合考察

铜器类型断代必须综合考察器物形制、纹饰及铭文字体、书风诸方面的因素，尽量避免单纯强调某一方面的简单化和绝对化倾向。

人们在阅读以往许多有关青铜器分期断代的论著中，时常可以看到某些论者只强调铜器类型某一方面特征，而不综合考察器物其他因素的简单化与绝对化的做法。在通常情况下，这往往是为了提供给自己的论点以有利的论证而避免不利的因素。然而这种做法实在是有悖于客观的考古类型学研究的精神，所得结论也是往往经不起检验的。这里我们只想就当前这种倾向中的两种较为突出的现象发表一点看法。

一是单纯注重器物的形制特征，忽略更为活跃的器物纹饰变化的因素。如论令方彝、令簋的时代，只强调令簋方座下加四足的特征，以及令方彝下腹部向外倾垂的特征，并把它们说成是较晚的时代风格，却较少顾及这两件器物纹饰上所显示出来的较早的时代特征（见下节分析）；对于与微氏家族铜器有关的尊、卣的分析，也只注重尊形制与启尊、丰尊等相同的一面（筒形尊，大腹下垂），而对尊颈部及圈足部所带有的顾首夔纹、目雷纹等纹饰的风格，却缺乏分析。

在器物形制与纹饰的关系上，两者的变化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往往器物的纹饰变化比形制变化更加活跃。王世民等撰写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指出：“铜器形制和纹饰的变化并不是同步的，而是两相交叉的，往往形制上相对稳定的时间稍长，纹饰上变化明显。”这个看法是十分正确的。如该研究报告列为Ⅰ型3式的双耳圈足簋，其流行时间自西周早期直至西周中期后段，数量极多，其间形制虽然不能说没有些许变化，但要给许多长时间内流行的这类形制的簋作具体的断代，还应主要依靠它们各自具有的纹饰特征。有的器形，仅靠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资料，还不能确切了解其最早产生或最终出局的时间，这就更需要依靠对器物纹饰的考察。李学勤在《北京、辽宁出土青铜器与周初的燕》[18]一文中曾谈到凌源马厂沟所出土的一件铜鼎“浅腹、附耳，形制似乎很晚，但其鸟纹身尾不分离，末端不卷，决不晚于康王”。像这种浅腹附耳的圆鼎，一般认为昭穆时期才开始产生，现在据其纹饰特征，显然要作重新考虑。如果要对商、西周、春秋几个时期青铜器纹饰各自做一番总结，我们感到，似乎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的种类更加丰富，变化更加细微。这就需要我们对西周青铜器纹饰的研究投入更多的注意力。总之，在对待青铜器纹饰与形制的关系上，我们赞成《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作者提出的“将纹饰研究与形制研究结合起来，二者相辅相成，避免仅据器形断代的偏差”的建议，并望对纹饰研究做进一步的投入。

目前铜器类型学研究存在的较为突出的第二个弊端，是对铜器铭文字体、书风的研究普遍不够重视。前面已经谈到，青铜器外部形态的研究，如果是对有铭文的青铜器而言，还应包括铭文的字体及书风。这是因为在我国古代，字体与书风实具有与纹饰相同的美术欣赏价值，并且也确实可以作为判定铭文时代的一项重要依据。尤其是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趋于鼎盛，铭文字体、书风（包括章法布局及书写风范）呈现出许多形式的变化，焉能对其发展之迹掉以轻心。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真是少得可怜。虽有一些学者间或对个别器物的铭文字体、书风有所提及，但罕有作出专门系统深入研究的。张振林80年代初发表的《试论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志》[19]一文，从商周青铜器铭文字体的点画、偏旁结构及族氏文字几个方面探讨其所具有的时代特征，这大概是目前仅见的一篇讨论商周青铜器铭文字体的专论。最近出版的王世民等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亦缺乏对铭文字体与书风的讨论。我们注意到，此研究报告虽亦给出了部分青铜器铭文的拓片，但却未对拓片显示出的铭文字体及书风的时代特征进行分析。难道是这方面的内容与分期断代无关？试看甲骨学者对卜辞五期的字体、字形、书风皆有很仔细的辨析，这实在是值得金文断代工作者很好学习的。

我们呼吁加强对青铜器铭文字体书风的研究，也是为着纠正在这方面存在着的与铜器断代有关的错误说法，因为这些说法妨碍着人们的正确认识。唐兰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中有一小段论述周初铜器铭文的文字结构及书法特征的文字，然而恕我们直言，这段文字不仅没能做到认真总结周初铜器铭文在字体与书风上的风格，而且有不少说法是武断和值得商榷的。如说“在文字结构方面，文王武王的文武两字加上王字偏旁作玟珷恐怕是康王时开始的……成王时的保字不从玉旁，而康王时的作册大鼎已经从玉作俘了，以后一段时间内，凡是太保的保字没有不从玉的”，就显然是错误的[20]。其论及周初书法时亦主观地宣称：“昭王初期的书法和康王时是十分类似的，……这一种书法风格是谨严庄重，行格分布比较匀称的，但昭王后期有些铭文变化很大……笔画纵恣，神态流宕，写得好的，奇诡而又酣畅。”这里，唐氏刚好把事情弄颠倒了，在西周初期，铭文布局没有“行格分布比较匀称的”，最多是竖行排列整齐，而横排不讲求匀称一致的。大盂鼎铭最早出现这种横竖排列匀称的书风，是因其时代已到康王末年，接近昭王了。到西周中期，这种排列就逐渐成为通行的格式了。说到运笔恣纵而酣畅，乃是周初金文的特征，其时书法，如成王之世的保卣、休簋，成康之际的令方彝、令簋、作册大方鼎，以及近出克罍、克盉等，都显得雄峻恣肆，笔力遒劲而不失华丽，泼磔明显，首尾出锋，有甲骨刻辞遗风，书家称之为“破磔体”。说它是昭王后期的书风，岂非与事实不符！以上这些，看来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