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谱中的王年问题
编制西周金文历谱的最终目的，在于考索西周列王的年代。由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排西周金文历谱时运用了考古年代学和天文历史年代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工作做得相当细致深入，因而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所得结论也大多可信。只是因为在对月相词语的理解和克钟等铜器的断代方面尚有不足，致使断代工程通过金文历谱所订的西周列王年代不免存在一些问题。这里我们从武王克商之年和西周诸王年代两个方面，对断代工程所编制的《西周金文历谱》略作分析，以观其成败得失。
先说武王克商之年研究。
过去人们考索武王克商之年，主要依据《武成》中的历日资料和《国语·周语下》“岁在鹑火”等天象资料。由于历日资料定位的波动性和岁星十二年运行周期的影响，符合这些条件的仍有不少年份，其取舍不免见仁见智，以致形成40多种说法。近来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对周初遗址的C14测定和武丁月食年代的证认，推出克商之年当在公元前1050—1020年范围之内，使西周始年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断代工程根据《武成》历日和《国语》天象，把武王克商之年确定在前1046年，仍非上选。一方面，用《武成》历日来检验，虽然符合工程对纪时词语所界定的月相二系说，但正如前述月相二系说存在严重的缺陷，根据不足。另一方面，因为要兼顾到成王（周公摄政）七年（前1036年）《召诰》历日月相的合谱，就必须把武王在位的时间安排为四年（以克商之年起算）。关于武王在位之年，古有二年、三年、六年、七年、八年等不同说法，近人也有主张四年说的。工程依据郑玄《诗谱·豳风谱》和日本《史记·周本纪》钞本等记载，取武王在位四年说，似非的当。郑玄注《尚书·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王翼日乃瘳；武王既丧”一事说：“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终，终时武王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为七年。后六年伐纣，后二年有疾，疾瘳后二年崩，崩时年九十三矣。[16]在这里，郑玄为了牵合《礼记·文王世子》中荒唐的武王年岁，竟无端演绎出“疾瘳后二年崩”的内容，加上伐纣之年和后二年有疾，表明武王在位五年。而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称武王于克商后二年不豫，“后二年而崩”，也只能解作武王在位五年。可见工程所引用的材料不能支持其四年说。在武王在位年数问题上，我们认为司马迁对《金縢》的理解和转述是正确的。《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已克殷，后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武王有瘳，后而崩。”这正如王国维所说：“《史记》所记武王伐纣及崩年，根据最古。《金縢》于武王之疾书年，于其丧也不书年，明武王之崩即在是年。《史记》云‘武王有瘳，后而崩。’可谓隐括经文而得其要旨矣。”[17]《淮南子·要略》云：“武王立三年而崩”，与《史记》同。可见近人大多主张武王在位三年还是有道理的，如谓四年则嫌证据不足。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把克商年定在公元前1045年应比前1046年更为适当。取本年建亥，依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武成》历日可合月相四分说（当然也合月相二系说）：
正月丁卯朔，“壬辰旁死霸”为二十六日[18]；
二月丁酉朔，“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为二十八日[19]；
四月丙申朔，“唯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为十五日。
以此年为克商之年，一则可依月相四分说使《武成》历日得到合理解释；二则本年“岁星也仍当鹑火之次”[20]，与《国语·周语》说“昔武王伐纣，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等天象基本相合；三则可使武王在位之年定为三年，与《金縢》、《淮南子》、《史记》之说相合。此外，古本《竹书纪年》说西周积年为257年，亦可据此视为275年之倒误，可以求得较为合理的解释。
次言其他西周诸王年代研究。
当武王克商之年确定之后，对于制约历日材料的波动是有重要意义的。但从武王克商之年到共和元年尚有204年，年代跨度仍然很大。如果其间没有可靠的年代支点，仍不利于克服金文历日入谱的波动性。在这个问题上，断代工程运用多种天文手段，肯定懿王元年“天再旦”为日食，并确定为公元前899年。这个年代支点对于编制西周中期的金文历谱是有约束作用的。众所周知，西周中期的铜器断代一直就是不易攻克的难点，特别是懿、孝、夷二世三朝，至今尚无一件全历日铜器能被确认为某王的标准器。这对西周金文历谱的编制是非常不利的。现在，懿王元年的绝对时间被确定下来，形成一个有效控制金文历日前后波动的年代支点，是历谱可望编制成功的重要条件。现在我们就以懿王元年为中界，把工程历谱划分为前后两大段落，分别加以评析。
在懿王之前，有武、成、康、昭、穆、共诸王。共王的在位年代，晋宋学者旧有十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五年等不同说法，无以定其是非。在共世全历日铜器中，以明确记有“共王”之名的五祀卫鼎和十五年趞曹鼎最为重要，五祀卫鼎又与三年卫盉、九年卫鼎同期制作，这四器便成了推考共王年代的基准历日。工程用二系说把四器历日谐调起来，重构了共王在位二十三年的时限。若以月相四分说来衡量，趞曹鼎与其他裘卫三器的历日是无法协调的，个中缘由还有待探究。但是，以趞曹鼎确定共王在位不低于十五年，以其他裘卫三器把共王元年确定在公元前922年，联系前此各王和后此懿王的年代安排来看，有其合理的一面。
关于穆王在位年数，《史记·周本纪》有明确记载，称“穆王立五十五年崩”。近人对此表示怀疑的不少，原因是史迁又说“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这就是说这位生平热衷远游的君王活了105岁，似乎不致长寿如此。那么，史迁所提供的这两个数字是否必有一误呢？不好断言。因为史迁所记共和以前的周王即位年岁和在位年代仅此一条，弥足珍贵，这对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说，不可能是失之审慎而没有把握的抉择。幸运的是，近年先后发现的三十年虎簋和三十七年鲜簋，均可确定为穆王时器，其铭文历日基本印证了穆王在位五十五年的记载。加之过去普遍认为二十七年卫簋为穆世器，其历日亦可与虎簋和鲜簋相衔接，都有力地支持了《史记》的说法。惟一不好解释的，是古本《竹书纪年》称“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其中“周受命”一般理解为文王受命元年，也有理解为武王克商之年的。如果取文王受命七年崩，十一年（武王四年）克商[21]，或直接从克商年起算，到穆王元年（前976年）都不足百年，到穆王末年（前923年）又超过百年。细审《晋书·束晳传》说《纪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这句话，似乎当时只有穆王百年如何如何的说法，并且人们普遍相信这种说法与穆王的年寿有关，因而有了束晳的驳议。这就是说，所谓“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可能并非《纪年》的原句，因为这句话语义明白，不致造成与穆王年寿有关的误会。因此，对“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说法，似可不必过于拘泥。
再往上溯是昭王。由于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昭王十九年南征，“丧六师于汉”，并可与《左传》、《楚辞》有关隐晦说法相吻合，学者多无异词。但迄今仍未发现有任何一条全历日金文材料可作佐证。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断代工程以新见静方鼎当之，谓其“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八月初吉庚申”与“月既望丁丑”在十九年。静方鼎本无王年，据称此由联系排比作册睘卣、作册折尊历日知之。其实这是很成问题的。作册睘卣、作册折尊以及
尊均应为康世器，即使这些器铭历日可以系联无牾，也不能用来验证昭王十八、十九年的历日。昭王的在位年代没有可用的历日资料加以验证，这在目前是无可奈何的事，不必勉强为之，造成对历谱科学性的不利影响。
昭王之前成、康的在位年代，也是比较难于推定的。《史记·周本纪》云：“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知二世积年必在四十年以上。从克商年和《召诰》历日可以确定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下距昭王元年即前995年共47年，基本符合《史记》对成康二世积年的估计。余下的问题是，成康二世的分界年如何确定。过去人们经常引用的康世历日资料有三条，即《毕命》、庚嬴鼎和小盂鼎。但在上述成康的年代范围内，三条历日无法协调，必须有所取舍。于是工程对庚嬴鼎和小盂鼎所记历日表示疑问，舍小盂鼎而改动庚嬴鼎的年份以曲就历谱，则未必妥善。小盂鼎仅存拓本，纪年又有异文，倒是不妨存疑以待今后研究，而庚嬴鼎有可能是穆世器，并无足够理由可以径改其年次。但《毕命》与《武成》同见于《世经》，当具有同等的史料价值，必须合理措置。《毕命》云：“唯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朏为太阴月初二、初三新月初见之日，则当年六月必以戊辰或己巳为朔日。遗憾的是，在成康四十余年内，查历表只有公元前1025年建丑、公元前1020年、前999年建子等年份符合这个条件，而前两个年份明显偏早，后一个年份明显偏晚，均难以附丽《毕命》的历日。在这种情况下，工程历谱选择公元前1009年作为康王十二年，则《毕命》历日“六月庚午朏”变成了六月初五，与“朏”为初二或初三之实际天象误差较大，并不理想。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把《毕命》历日置于前1010年。取本年建寅，六月实朔庚午，合朔时间04h20m，有可能前一日被认作此月首日。若以步朔先天一日己巳朔视之，“庚午朏”为初二，比以初五为朏误差要小。这样，康王元年就可据以确定在公元前1021年，与古称康王在位二十六年相合，亦与《顾命》历日无牾。《顾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颒水。……越翼日乙丑，王崩。”以成王在位二十一年（前1022）崩逝，取本年建子，四月壬子朔，哉生魄（朏）初二为癸丑，甲子为十三日，乙丑为十四日。当然，安排成康二世的分界之年，尚需更多的历法证据，但限于目前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以公元前1021年作为康王元年仍可作为一种选择。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懿王元年（前899年）以后各王的年代问题。
首先是共和以后的各王年代，因《史记》有比较清楚的记述，并可用宣世吴虎鼎等金文历日资料加以验证，应属可信。其次工程把厉王在位年代安排在公元前877—841年，可以容纳包括三十一年
攸从鼎、三十七膳夫山鼎在内的诸多高王年铜器，并与《史记》所载厉王三十四年弭谤、又三年奔彘的总年相合，大体是成功的。但是，工程对于懿、孝、夷三王的年代安排似乎仍有可商。
古本《竹书纪年》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刘朝阳、董作宾等都认为是一次日食现象，学者多从其说。只是这次日食发生在哪一年，人们有不同的推断。近来夏商周断代工程进一步验证应为前899年。这样，西周中期金文历日的排谱将受此约束，有利于克服其上下游移的波动性。当工程把懿王元年和厉王元年确定以后，懿、孝、夷三王就只剩下二十二年了。在这二十二年内，如何建立懿、孝、夷三王的年代框架，便成为一个颇费思虑的问题。工程认为“属于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可排出三王年数不同的几种方案。结合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中的人物关系，以懿、孝、夷分别在位8年、6年、8年为最佳方案，孝、夷元年分别为公元前891年和公元前885年。”[22]这样的安排可能还有调整的余地。其一，由于共王为穆王之子，孝王为共王之弟，所以共、懿、孝三朝从这个角度看约略相当于一个王世，不过毕竟有三王相继在位，其积年应比一个王世的平均年数要长。但在工程历谱中，这三位周王的在位年代加起来共为三十七年，可能长了一些。因为穆王在位既已有五十五年，其子辈在位时间一般就不会太长，汉唐以后历代皇帝在位时间的间隔状况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清代皇位继承者非长子而为幼子的制度下，情形亦复相同。其二，上文说过克钟当为夷世器，则夷王在位应不少于十六年，则懿、孝在位时只能有六七年的时间，或许这样处理更符合当时王位更迭失常的情况。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在这二十二年内，只有公元前878年既符合克钟历日“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又符合伯克壶历日“唯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还可剩余六七年时间以安排懿、孝的在位年代。取该年建丑，九月实朔壬午，合朔时间为23h55m，初吉庚寅为初九，以月相四分说观之，克钟历日失朔不过几分钟。又该年七月癸丑朔，既生霸乙未为十二日，亦证明伯克壶的历日合天。据此把夷王的在位年代确定在公元前893～878年，下与厉王元年相接，似较适宜。这样，关于懿、孝时期的金文历日如何调整以考其在位之年，就应当有新的构想。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断代工程通过编制“西周金文历谱”这一有效途径，在西周列王年代的推考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成绩斐然。但它还不是西周年代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事实上，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个金文历谱还存在诸多不足，有待改进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