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号”类金文的断代功能
在目前所见有西周王号的三十篇金文中，有十一器的王号不具备用以确定器铭时代的功能，其余十九器除曶鼎、大克鼎需要参照别的条件予以断代外，大多可以根据铭文中使用王号的语境来判明其时代。现在我们就根据前面的研究结果，把可以肯定其时代的十九件铜器按诸王先后排列于后：
武王：利簋、天亡簋
成王：何尊、献侯嚣鼎、德方鼎
康王：宜侯夨尊、作册大方鼎、小盂鼎
昭王：（无）
穆王：趞簋、长
盉、剌鼎、师
鼎、鲜簋
共王：趞曹鼎、五祀卫鼎、史墙盘
懿王：匡卣、曶鼎
孝王：（无）
夷王：（无）
厉王：大克鼎
这一批铜器铭文时代的推定，有如以线穿珠，使原来散乱无序的铜器铭文在时代上各归各位，从而形成一条带有制约性的历史长链，关联着其他铜器的定位。因为这些铜器铭文并非孤身独处，所涉人物与事件，乃至器制、纹饰、书体等载体本身的时代特征，也都有可以在别的青铜器上反映出来。根据这些线索，又可以推定一批王号时代特征不明或根本不具王号的铜器铭文的时代。可见这些时代可考的王号类金文意义重大，实际起到了一种断代标尺的作用。
郭沫若创立标准器比较断代法，对标准器的认定，就主要是根据各式王号透露出时代信息的铜器铭文。他说：“盖器物年代每有于铭文透露者，如上举之献侯鼎、宗周钟、遹簋、趞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丰簋（案：即天亡簋）云‘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自为武王时器。小盂鼎云‘用牲啻（禘）周王、□王、成王’，当为康王时器。均不待辨而自明。……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52]尽管这种器铭在当时数量并不太多，但郭氏以此作为据点，终于建立了可供操作的金文断代方法体系，并比较成功地对两周三百二十余件重要器铭进行了断代，在化彝铭为史料的探索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郭氏对作为标准器的时代推断从某种角度看大体不错，但对金文中“生称谥”现象的解释却未尽人意。一些铭文有时王生称的语境，把它看作追记该王时事也就够了，实在不必据以否定周代已有谥法的存在，来提出一个内涵并不合理的时王生称说。从金文断代的具体操作来看，时王生称说也并不具备多大的指导作用。如趞曹鼎中的“恭王”，你承认它是生称也好，还是死谥也好，都不影响对本铭记事发生在共王时代作出判断。学术界把时王生称说看成金文断代的基本原则之一，不只是夸大了它的作用，而且是把一个矛盾重重的命题不恰当地引入了金文断代研究之中，以致造成一些操作上的混乱，故有必要加以厘正。
[1]《逸周书》现存版本复杂，文字互有同异。此据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见《观堂集林》卷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
[3]徐中舒：《
敦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1931年。
[4]郭沫若：《谥法之起源》，见《金文丛考》第五，日本昭和7年（1931）东京开明堂石印本。
[5]郭沫若：《谥法之起源》，见《金文丛考》第五，日本昭和7年（1931）东京开明堂石印本。
[6]唐兰：《周王㝬钟考》，原载《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年7月；又见故宫博物院编《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
[7]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附录《周代谥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吴静渊：《谥法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期；杨希枚：《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殷都学刊》1988年第3期；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8]郭沫若：《谥法之起源》，见《金文丛考》第五，日本昭和7年（1931）东京开明堂石印本。
[9]黄奇逸：《甲金文中王号生称与谥法问题的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期。
[10]参见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本书所引金文，未另注者，均见此书。
[11]《左传》文公六年及杜注。
[12]《左传》隐公三年。
[13]《左传》桓公十六年、闵公二年。
[14]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页。
[15]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16]屈万里：《谥法滥觞于殷代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1945年。
[17]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8]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9]在文献中，与成王有关的《尚书·洛诰》、《顾命》等篇均有成王诰辞，也只称“王若曰”或“王曰”，而不以“成王”相称。《顾命》记成王刚死时以未“临葬而谥”，也只称“新陟王”。至于《酒诰》篇首古文马、郑本，今文三家虽有“成王若曰”之语，却与《尚书》文例不合，且与《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实为一篇”都是周公训诰殷遗民的主旨相违。这个“成”字，或如马融所说为“后录书者加之”，并非生称。
[20]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又见故宫博物院编《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
[21]李学勤：《鲜簋的初步研究》，《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2]杨希枚：《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殷都学刊》1988年第3期；又见氏著《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3]《尚书·文侯之命》：“父义和”，孔疏引郑玄注：“义读为仪，仪、仇皆匹也。故名仇字仪。”
[24]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25]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8、354页。
[26]吴镇烽、雒忠如：《陕西扶风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文物》1975年第8期。
[27]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4·10·3，中华书局1983年版。
[28]杜按：周代妇女除普遍以夫谥为谥外，也有不与夫同谥的，如鲁桓公夫人为文姜，鲁庄公夫人为哀姜，金文如蔡姑簋云“尹叔用妥多福于皇考德尹惠姬”，均其例。
[29]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5～76页。
[30]《诗谱·周南、召南谱》。
[31]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32]杨希枚：《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殷都学刊》1988年第3期；又见氏著《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3]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附录《周代谥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4]《通志·谥略·序论》。
[35]《逸周书·谥法解》。
[36]《史记·秦始皇本纪》。
[37]文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1945年。
[38]岐山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等：《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第5期。
[39]《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年第5期。
[40]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十七辑，1983年。
[41]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42]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凡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5页。
[43]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44]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又见故宫博物院编《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
[45]李仲操：《史墙盘铭文试释》，《文物》1978年第3期。
[46]《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七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页。
[4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六），《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48]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49]参见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50]《关于大克钟》，见故宫博物院编《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
[51]《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七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3页。
[52]《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文》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