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号“时王式”的金文断代

前文曾反复说过，金文中字面意义上是生称的王号，是作器者追述前朝旧事时使用了该王死后才有的谥号。铜器虽非该王本朝所铸，但铭文记事却发生在该王实际代表的王世。只要我们心中明了这一点，在金文断代过程中，为了操作方便，仍不妨从铭文角度把它们看作所称时王之世的标准器，至于对其形制、花纹、书体的观察则可从下一王世着眼。这样做是麻烦了一些，但客观事物本身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总不能贪图操作上的简便，就漠然置之。

如果按照上面的原则来处理王号“时王式”的金文时代，是否就可以避免分歧了呢？应该说，绝大部分没有问题。如以利簋为武王时器，献侯鼎为成王时器，遹簋、长盉为穆王时器，十五年趞曹鼎为恭王时器，匡卣为懿王时器，都是说得过去的。只是五祀卫鼎的情况要复杂一些，需要专门讨论。

五祀卫鼎有“余执龏（恭）王卹（恤）工（功）”之语，发掘报告认为这“是恭王在世之称，且卫鼎、卫盉有荣伯、邢伯、定伯、单伯、伯俗父等恭王时期的执政大臣，所以，我们断定卫鼎（甲）为恭王五年三月所作，卫鼎（乙）为恭王九年正月所作，卫盉为恭王三年三月所作。卫簋有‘唯二十有七年三月’，记卫初受册命，当是穆王二十七年三月。核之以器形、纹饰、铭文字体及铭文内容，亦相符合。”[38]应该说，就铭中“余执龏（恭）王卹（恤）工（功）”的语境来说，恭王确是生称。其“执”为执掌、办理之义，“恤功”为忧勤政事之义，故唐兰释此为“我办理恭王勤政的事”[39]。既然说为恭王办理“于邵（昭）大室东逆（营）二川”之事，则恭王应犹在世，否则就成了懿王早已继位，大臣还在为死去多年的恭王办理某事，这是不合情理的。根据我们前面对生称王号现象的理解，五祀卫鼎的制作应在懿王时，不过铭文内容是追述恭王时发生的事情。

有的学者虽然同意西周王号均为死谥的看法，但并不主张五祀卫鼎为追记恭王时事，认为“余执龏（恭）王卹（恤）工（功）”作为间接叙述，“本也不是对共王生前活动的直接记录。铭文提到共王，当是追称。此鼎应作于懿王初年，铭记‘五祀’，正是懿王五年。”[40]又有学者认为，“裘卫簋自标‘二十七年’，它同盉便相距三十一年（《史记》载穆王共五十五年），这是不可能的。共王在位年数不明，皇甫谧估计为二十五年。裘卫簋应作于共王末年，盉与鼎作于懿王初年，正与上面的估定相合。”[41]前说忽略铭中恭王是生称这一特点，似乎只是间接地“追称”先王之号，而不是追述先王时事，这与铭文中使用“恭王”一词的语境是不相符合的。后说除具有前说的不足外，还存在把恭王在位年数估计过高的问题。恭王在位年代文献有十年、十二年、十五年、二十五年诸说，由于恭王之父穆王史称在位已长达五十五年，则恭王在位年代就不会太长。如果亦据《史记·周本纪》具有同等价值的“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的记载来推算，假定穆王即位时恭王刚出生，恭王也活了八十二岁，再假定穆王四十岁生恭王，则恭王就活了九十二岁，三十岁生恭王，恭王就活了一百零二岁。父子两代都如此高寿，这样的事是不多的。再说恭王之弟在其侄懿王死后还能继位为孝王，则孝王年寿之高更不可思议了。所以把恭王在位的年数估定到二十七年左右，可能偏高。尽管定卫簋为穆世器，与卫盉、卫鼎相距的时间是长了一些，总比定卫盉、卫鼎为懿世器所面临的困惑要少些。因此，我们认为五祀卫鼎虽制作于懿世初年，铭文内容所反映的仍为恭世之事。

当我们做出上述论断后，接着便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既然五祀卫鼎实际制作于懿王初年，则器形同制、内容相关的九年卫鼎也应作于懿王初年，为什么九年卫鼎只称恭王为“王”而不称其谥号“恭王”？过去认为这种生称谥的铜器铭文纪年往往较高，所记之事可能发生在该王晚年，而铜器制作却迁延到下一王世。如董作宾曾举例说，七年趞曹鼎“作于恭王时，故但称王”，十五年趞曹鼎“当作于懿王时，时王已非恭王，故称其谥。”[42]实际情况可能比这种推断要复杂得多。如春秋时的叔夷钟与叔夷镈同为一人所作，铭文亦同记一事，只是文字上略有出入。在镈铭中，齐灵公只称“公”，但钟铭中却是生称“桓武灵公”。春秋已有谥法，则器为死后所作。可见在某一诸侯死后作器，铭文既可生称其谥号曰“某公”，也可不用谥号单曰“公”。这样看来，五祀卫鼎与九年卫鼎虽同作于懿王时，追述恭王在世之事，不论是生称“恭王”还是单称“王”，都是符合当时的礼制的。故五祀卫鼎以及九年卫鼎、三年卫盉均宜定为恭王时器。

以上我们对王号“时王式”的金文时代作了分析，下面就谈谈王号“先王式”金文的断代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