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断代中的两军对垒

1962年唐兰发表《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的宏文，系统阐扬他的康宫说，不仅对郭沫若、陈梦家关于康宫问题的见解进行全面的反批评，而且在一些关键铜器的断代方面几乎对郭、陈二氏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全盘的否定。不知是因为唐文的过于雄辩，还是因为职务上的关系或者别的什么原因，郭沫若在之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未予有效的回应。郭氏的沉默，不免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在西周铜器断代的两军对垒中，唐氏已居上风。其后唐氏的康宫说风靡学界，与此不无关系。唐兰与郭沫若观点的根本对立，突出表现在对周初铜器断代的认识上。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所定成康时代的38件铜器，在唐兰晚年所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就有30件被说成是昭穆时代的作品，分歧之严重真是无以复加。下面我们就此列表做一对比，以观其详：

表一　郭沫若与唐兰周初铜器断代比较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郭沫若把令簋、令方彝作为成王时代的标准器，放在打头位置，可谓别具匠心。本来，要说成王标准器当推献侯簋为首选，因为该铭称“唯成王大在宗周”，时代标志相当明显，但由于铭中所记内容过于单薄，缺乏可供联系其他器铭以资参照比较的有利条件，在金文断代中的实际作用并不太大。而以令方彝、令簋作为成王时代的标准器，便可根据铭文内容把大批铜器联系起来，给予有效的时间定位。尽管郭氏对成康铜器铭刻的断代并非尽如人意，但比起唐氏利用康宫标尺把令方彝、令簋等诸多彝铭定在昭穆时代还是可信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