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相定点旧说商兑

一、月相定点旧说商兑

月相定点旧说坚持朔日之为既死霸，曾有不少学者从不同侧面给予论证。如董作宾在《周金文中生霸死霸考》[24]一文中，进行论证的过程是这样的：初吉为朔，既死霸为初吉，故既死霸为朔。董氏举静簋为证，用四分历术把铭中的“六月”与“八月”分排于两年立说，证明初吉可指朔日。这个结论，有文献与金文历日可证，问题不大。不过，在金文中初吉是否仅以朔日定点，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举一个人们经常提到的例证予以说明：

（1）簋：“惟六月初吉乙酉，才堂师。”

（2）鼎：“惟九月既望乙丑，才堂师。”

此二器同出一墓，墓主即器主伯[25]。前铭记器主伐戎有功，后铭记器主因功受赏，内容互有关联，事件同地发生，日辰先后衔接，学者多以为是穆世同年之器。据定点旧说，既望一般为十六，有时为十七、十八日，则铭中九月朔有庚戌、己酉、戊申三种可能，按大小月相间的办法，并以九月或大或小作基准，逆推六月朔可以分别是壬午、辛巳、庚辰、己卯，则“初吉乙酉”相应为六月初四、初五、初六、初七。这说明金文中的初吉并非固定在朔日一天。

不要说初吉并不以朔日为限，就算初吉定点为朔，也无法支持既死霸为朔的结论，因为既死霸与初吉根本是两回事，不可等视齐观。试看董作宾所举既死霸即初吉的例证：

（1）师晨鼎：“惟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师录宫。”

（2）师俞鼎：“惟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师录宫。”

（3）颂鼎：“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

董氏据此说：“同是三年，仪式全同，但人地有异。定点月相，既死霸、初吉都是朔日，便不易逢到同在王的三年而朔日又相近的机会。《两周金文大系考释》列前两器于厉王，现在看是对的。但后一器则列于恭王，现在看，不与昔（趞）曹鼎年月调合，是不对的。若列在厉王，在历法上可以连大月解释之：三月大甲戌朔，四月大甲戌朔，五月小甲戌朔。如此，则三器可能在同一王的三年了。”[26]在这里，董氏对既死霸为初吉的论证是有问题的。首先，颂鼎为西周晚期宣世器，但师晨鼎、师俞鼎因盨的出土被证明是西周中期共世以后的器物，三器不宜以同王同年之物视之。前两器与后一器被册命的人物与地点全无关联，也是其制作不同时的重要内证。其次，以器铭年、月、日相同或相近，就断为同世之器，再进而推论既死霸即初吉，也远非严密。若依董氏的推理方法，献彝谓“惟九月既望庚寅”，扬簋谓“惟王九月既生霸庚寅”，师趛鼎谓“惟九月初吉庚寅”，则既望、既生霸与初吉同为九月庚寅，似乎都可以划上等号以朔日为解了。可见简单的铜器历日类比是无法考出月相用语的真实含义的。其三，在近出晋侯苏编钟的铭文中，初吉与既死霸并出共见，以“一器之中不容用两种记日法”[27]，知既死霸绝非初吉。

董作宾还曾以谏簋“惟五年三月初吉庚寅”，与兮甲盘“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为例，推证说：“以上两器，同年、月、日，当属一王。一称朔为初吉，一称朔为既死霸，仍沿旧习。”[28]对此，黄彰健认为“这也应该是初吉即既死霸最好的例证”[29]。其实，这个例证是由前一例证衍生出来的，并不看好。它所存在的问题，其性质与前一例证亦无二致，同样无法应对晋侯苏编钟提供的反证。

董作宾主张既死霸为朔的三段论，以其“初吉即朔”和“既死霸即初吉”这两个前提都未得到明确的证明，实难遵信。但他又继续推论说：“既死霸为朔，这虽不是坚强的证据，但既生霸为望，有次节的证明，也可类推作它的旁证。”[30]董氏的意思是，既生霸为望可以成立，既死霸为朔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望与朔、既生霸与既死霸，都是两相对应的。董氏认为既生霸即望日，是通过曶鼎历日推算出来的。但曶鼎历日即如董氏所排，也只能说明既生霸可以是望日，绝不等于只能定点在望日。此有乍册卣一铭可证：

惟公大史见服宗周年，在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四月既生霸庚午，王遣公大史。公大史在丰，赏乍册马。扬公休，用乍日己旅尊彝。

本铭记二月既望乙亥到四月既生霸庚午，历时56天，不足两个朔望月，则既生霸不会是望日，而只能在望日之前。据静方鼎铭：“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31]。铭中“月既望丁丑”之前或谓有夺字[32]，但都不妨碍我们对月相的推算，这里倾向于“指上‘八月’，文例与《易·小畜》‘月几望’同。”[33]从庚申到丁丑为18天，知既望可为十八日。现即设既望为十六、十七、十八日，则乍册卣中既望与既生霸的关系如下：

（1）二月既望乙亥为十六日，则四月己未朔，既生霸庚午为十二日；

（2）二月既望乙亥为十七日，则四月戊午朔，既生霸庚午为十三日；

（3）二月既望乙亥为十八日，则四月丁巳朔，既生霸庚午为十四日。

这其中任何一种结果都说明既生霸可以在望日之前，决不能固定在十五日。陈梦家认为既生霸应定点在十二、十三日[34]，即基于此。又如最近发现的吴虎鼎，有铭云：“惟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才周康宫宫……申剌（厉）王令。”铭文已言及厉王，并谓重申厉王之命，其事必在厉王之后，李学勤定此为宣王时器[35]，绝无可疑。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宣王十八年丑正十三月丁丑朔，既生霸丙戌为十日；若本年建亥，则十三月戊寅朔，既生霸丙戌为九日。这是既生霸在望日前的又一例证。由此看来，既生霸既不能定点为望，当然也就不能作为既死霸必须定点为朔的旁证。

在董作宾之后，另有不少学者对定点旧说加以补正。观其证据，仍多牵强。兹分述于下。

第一，陈梦家曾以令簋和召尊铭中的历日为证，认为既死霸当在既望之前，而“月之初二、三日为月魄初生，则一、二日应是死霸。”陈氏所据原铭如下：

（1）令簋：“惟王于伐楚伯才炎，惟九月既死霸丁丑”。

（2）召尊：“惟九月才炎师，甲午白懋父赐白马”。

陈氏据此说：“两器记同时同地之事。丁丑至甲午共18日，设既死霸为九月初一，则甲午为九月十八日。既死霸不可能在九月十五日以后，因如此则九月无甲午。”[36]唐兰也说：令簋“九月既死霸丁丑是九月朔，而召尊、召卣的九月甲午是九月十八日。”[37]此以令簋与召尊所记为同年同月之事，似嫌证据不足。黄盛璋曾予分析说：“同在炎，同为九月，日辰可以衔接，但记事与有关之人皆不相同，前一器为王征楚伯，后一器没有王，也没有征楚旧事，所记仅为白懋父之赏赐亦与征楚伯无关。而其前又无具体年数限制，未必为同一年事。”[38]故此证还不足以成为肯定既死霸必在望日之前的充分理由。与此相反，早在三十年代，莫非斯就曾以史颂鼎、颂鼎的历日为例，提出既死霸应在既望之后[39]。二器铭文有云：

（1）史颂鼎：“惟三年五月丁子（巳），王在宗周”。

（2）颂鼎：“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官”。

学者薮内清、劳干和黄盛璋等人均认为二器为一人同年同月所作，其历日关系表明既死霸应在既望之后[40]。如劳干说：二器历日“均称三年五月，不管是周代那一个王，反正是同年同月造的。丁巳到甲戌十八日，不管丁巳是初几，甲戌非在后半月不可。也就是既死霸一定在后半月，不可能在前半月的确证”。但仔细分析起来，这个证据也不够有力。前一铭记载王“令史颂省苏”，即命令史颂视察苏国；后一铭则记载王令颂“官司成周贮（贾）廿家，监司新造贮（贾）”，即主管成周官贾。前后职司在十八日内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使人对史颂与颂是否同为一人不能无疑，至少不好说二器就一定是同年同月所作。不过，现有晋侯苏编钟的出土，要证成既死霸应在既望之后的结论应该不成问题了。钟铭有云：

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各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往东。

本铭二月的记日干支有误，但二月的月相顺序不应有误。因为月相术语不及六十甲子数目那样繁多，且为时人所耳熟能详，故记其先后顺序发生错误的可能性极小。据此可知既生霸必在既望之后。又如兮甲盘，王国维、郭沫若、唐兰均定为宣王时器，验之铭文内容与《诗·小雅·六月》所述人物事迹绝相吻合，可从。铭云：“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今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是年子正三月丁卯朔，庚寅为二十四日。此为既死霸在既望之后的又一例证。既死霸既在既望之后，自然不好以朔日解之。

第二，张闻玉据《逸周书·世俘》说：“从‘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顺次记到丁卯、戊辰、壬申、辛巳、甲申。既死霸去甲申已二十五日，知既死霸必在初五之前。联系《尚书·召诰》：‘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朏为初三，则既死霸不得再为初三。承认‘死霸为月球背光面’，则既死霸之‘既’为既尽之义，既死霸便指朔日无疑。”[41]唐兰亦谓：“《逸周书·世俘解》说‘二月既死霸甲子’，显然以既死霸为朔，甲子为二月五日。《世俘解》里叙述二月的最后一事是在甲申，那是二十五日。”[42]在这里，既死霸（庚申）去甲申为二十五日，并不表明甲申就是本月二十五日，除非先认定既死霸为朔。故要确定既死霸为初五前的朔日，就必须证明甲申为本月二十五日。否则，甲申若为二十六日，既死霸即为初二；甲申为二十七日，既死霸即为初三，余类推，都与既死霸为朔相抵触。但从《世俘》本文无以确定甲申的日次，至于清儒多持二十五日说[43]，只是受刘歆既死霸为朔的影响，别无确证。如果以甲申为二十五日为前提，来论证既死霸必为初五之前的朔日，那就不免是以刘歆证刘歆了。再说，《世俘》篇文字错讹衍倒甚众，所载历日材料在未经科学董理之前，是很难直接加以使用的。如篇中记事，在二月之后未言三月，便直与四月相接，二月既死霸之后的干支也不止于甲申，还另有辛亥、壬子、癸酉、甲寅、乙卯、庚子、乙巳。从二月既死霸（庚申）到辛亥为54天，到乙巳则长达166天，错简至为明显。若要据以立说，实须慎之又慎。

第三，黄彰健说：“初吉即既死霸，既望即既生霸，周人系将一月二分。既死霸、既生霸的名称虽早于初吉及既望，但古人行文仍可沿用旧称，……故其纪事以既死霸初吉记上半月事，以既生霸既望纪下半月事。”此以既生霸为既望，理由是，“既训为‘已’，是月亮仍圆，月光已完全生出的一天。而此即后世所谓‘既望’，指月之十六或十七日。”[44]黄氏把既生霸与既望等同起来，其实际意义也在于间接证实既死霸为初吉为朔的结论。但既生霸与既望是否可以等同起来，却是需要严肃对待的。王国维曾举证说：“曶鼎铭先言六月既望，复云四月既生（眚）霸，一器之中不容用两种记日法，则既生霸之非望，决矣。以既生霸之非望，可知既死霸非朔。”[45]黄氏以为王国维读“眚”为生是不对的，应从《说文》训为“翳”，“既眚霸”即“既翳白”，亦即既死霸，系指初一[46]。尽管当时王国维能够看到的金文材料有限，但释“既眚霸”为既生霸并没有错，说既生霸之非既望也没有错，前面提到的乍册卣与晋侯苏钟，均为一铭之中既生霸与既望并出共见，即可为证。黄氏也承认在同一器物中用不同的纪日法“与修辞学不合”，则既生霸非既望当无须怀疑。

要言之，以“既死霸为朔”作为理论基石的月相定点旧说，从各家提供理论支持的证据来看，疑点重重，滞碍难通。若以此作为金文历日断代的指南，其结果不免造成绝大多数金文历日的失真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