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历日的积极考年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度沉寂的月相四分说再度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借以推考金文历日及相应的西周年代，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热门课题。参与这项研究的人员，不仅有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学者，也不乏日本、美国的汉学家。依其论著发表先后，计有黎东方（1975）、［日］白川静（1975）、荣孟源（1980）、劳榦（1981）、马承源（1982）、［美］倪德卫（1983）、何幼琦（1983）、周法高（1984）、谢元震（1988）、赵光贤（1989）、［美］夏含夷（1991）等十余人[48]，都对金文历日考年作过系统的研究。与新城氏和吴其昌的早期金文历日断代相比，此一阶段的金文历日研究已突破旧有的模式，向更精确和更科学的方向迈进。其具体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金文历日的消极断代到积极考年的转变。如果说新城氏和吴其昌运用月相四分说进行金文历日断代，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利用金文历日推考西周年代的自觉意识，那么，这一阶段从事研究的学者则已充分认识到金文历日对于推考西周年代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这一有效途径来解开西周年代之谜。应该说，新城氏对于西周年代的考订，已曾初步利用金文历日来调整自己拟定的年代框架，比吴其昌全然不顾确是识高一筹，但这一部分工作是有限的，而且是有错误的，因而未能引起人们必要的重视。1958年章鸿钊出版的《中国古历析疑》一书，针对新城氏和吴其昌研究中的不足，比较重视发挥金文历日对推考西周列王年代的作用。但他的出发点是，“其列王在位年代有非记载所得决者，而后从彝铭推验之”，故从金文推算者仅共、懿、孝、夷、厉五王之在位年数。其后主张四分说的学者基本上不再相信汉魏以后有关西周年代的文献记载，而把金文历日以及文献中的历日材料作为推考西周列王年代的首要依据。如厉王在位年数，诸家所订就有16年（夏含夷）、18年（倪德卫、周法高）、24年（何幼琦）、30年（荣孟源、赵光贤）、37年（黎东方、白川静、马承源）、40年（谢元震）等多种说法，而每一种说法的背后都有金文历日材料作支持。尽管诸家对西周列王年代的推考未必都对，但这种方法的科学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先前金文历日及文献中的历日材料只作断代之用，此时已成西周考年的惟可凭据的科学资料，实为认识上的一大突破。这些学者的可贵探索，为西周列王年代的重构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奠定了基础。

第二，从编制历谱到历法深层次研究的转变。利用金文历日考索西周年代，非有合天历谱不足以为其功。此时主张四分说的学者无不着力寻求此种更为精密的工具。如黎东方以太初历编制西周历谱然后就月朔先天的情况加以校正，何幼琦以“儒略周日推算法”推算编制《天正正月朔日日辰表》，均意在推步一种合天的历谱。有些学者同时采用几种历谱，如白川静兼用新城、董作宾、吴其昌三表，周法高兼用董作宾、吴其昌、黎东方三表，荣孟源兼用新城表、吴其昌表以及汪曰桢《长术》，出发点也是尽量使金文历日的定位与实际天象相吻合。而马承源、倪德卫、赵光贤、夏含夷等学者采用的《冬至合朔时日表》，是天文学家张培瑜根据现代天文方法编制而成的，更是密合实际天象。这正是人们科学意识不断增强的反映。在人们不断追索科学历谱的同时，对西周历法深层次的问题也展开了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对西周历法建正与置闰形成了新的认识。历史上有所谓三正之说，称夏代建寅，殷代建丑，西周建子。早年一些学者如新城、吴其昌、董作宾等无不拘泥于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文历日合谱的比率。从春秋时期建丑与建子尚不稳定的情况看，西周的历法恐怕也不会只有一种建正方式，这与当时对冬至的测定未必十分准确而随时调整置闰有关。有鉴于此，像马承源、谢元震、赵光贤等学者在金文历日入谱时兼用子正和丑正甚至寅正，应该比较符合西周历法建正的实际情况。这种不受周正建子及置闰之局限的新认识，在使用张培瑜编制的合天历表时，金文历日入谱的机会增多，更有把握达成考订西周王年的目的。

第三，从置铜器断代于次要地位到首要地位的转变。早年新城氏与吴其昌以金文历日作为断代的首要依据，所造成的偏颇是有目共睹的。此时坚持月相四分说的学者大多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尽量避免铜器断代的出此入彼所带来的金文历日错位的弊端。这一点，夏含夷的认识尤为深刻，他说：“具有完整历日的铜器断代的相对性优先于其绝对性。也就是说，在王年没有证实之前，历史的标准（包括书法、铭文内容、人名）优先于历日的标准。”[49]当然，由于铜器铭文除少量几器如趞曹鼎已自示其王世外，大多难于运用历史的标准给予十分准确的判断，故有郭沫若、陈梦家、唐兰等人在铜器断代意见上的严重分歧。这种情况势必对西周王年的重构带来不利影响，如黎东方以克盨、克钟分别推证共王、历王年代，荣孟源以无㠱簋、寰盘、攸从鼎推证穆王年代，何幼琦以趩尊、颂鼎推证昭王年代等等，均使金文历日脱离了实所应在的王世，教人无法相信他们据以考订的西周列王年代。但总的来说，此时学者在利用金文历日重构西周王年的研究中，对铜器断代应置于首要地位的的重要性已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并在研究中对此进行深入探索，以保证立论前提的可靠性。除白川静、马承源等对铜器断代有极深的造诣外，其他学者也贡献良多。如师簋的年代，学者多从杨树达说[50]定为共和元年器，其历日也与月相四分说吻合。但赵光贤先生认为铭中的师龢父实非共伯和，并举逆钟“叔氏若曰”及相关文献为证，认为称“若曰”者并不限于与王有相等身份的人，因而结合其他条件定师簋为夷王元年器[51]。这种情况表明早年仅以金文历日断代的方法已被学者摒弃，而把铜器相对年代的确定置于首要地位，开辟了重构西周王年的正确途径。

以上这些特点表明，此一阶段持月相四分说的学者，在利用金文历日重构西周王年的研究中，科学意识逐渐增强，在工具和方法上也日益进步，有力地推动了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然而，西周王年毕竟已失传一两千年，在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的情况下，即便是充分运用金文（包括部分文献）历日资料，并有好的工具与方法，也难于保证此一复原工作万无一失而达到百分百的准确。因为这项研究所牵涉的问题实在太多，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所拟纪年体系的局部甚至全局的失败。下面我们所要分析的如何克服历日波动和调适诸器历日关系等问题，即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