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早期铜器前后两个阶段的划分

对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依照目前众多学者的类型学研究观点，又可以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指武王和成、康时期铜器，后一阶段包括康王后期以及昭王时期铜器。这就是说，多数学者认为，成康时期铜器（少数康王后期铜器除外）与昭王铜器（包括少数康王后期铜器）在器物形制、花纹与铭文书体的风格上是明显不同的。刚好，郭、陈与唐兰之间在西周早期铜器上的分歧，也是一方把它们中的许多铜器说成是前一阶段的作品，而另一方则把它们说成是后一阶段的作品。因此，这就使我们可以暂时撇开他们之间争执不下的对于此期铜器铭文内容的不同理解，而专从器型学上分析他们各自意见的孰是孰非。

这里，有必要首先撮述一下诸家（也包括我们自己）对于这两个阶段铜器形制、花纹与铭文字体、书风的基本看法。

西周早期铜器总的说来仍是基本沿袭了商人的风格，器物的种类基本沿袭商人之旧，几乎没有出现新的器种（钟代替铙是例外），只是某些器物在形制上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鼎类器物的腹稍变浅，足趋细长；簋的圈足加高，或在圈足下设一阶状足跟，同时出现了方座簋及四耳簋这两种新的形制；酒器中的尊、卣较为流行，卣的体形偏低，腹部渐次下垂，盖顶多圈形捉手，出现了直筒形卣的新形制；尊类流行的仍是晚商以来的觚形尊，器分三段，但不少这类形式的尊中腹鼓出，是为新的变化，稍后则出现两段式的垂腹尊；爵的三足作宽扁的刀形；盉则以鬲形盉取代商末流行的罐形（梨形）盉。这个时期器物的纹饰亦绝大部分是殷商以来的旧式样，以饕餮纹和夔纹为主，但新出现一种被称为蜗体夔纹（亦称团龙纹）的纹饰；此外，顾龙纹亦是由旧的夔龙纹发展而来的。在以雷纹为主的主题纹饰中，几种自商末就已流行的乳丁雷纹、波折雷纹和勾连雷纹仍然行用。鸟纹较商代发达，其不同于商代者，商末以小鸟纹为主，周初则多长尾鸟和大鸟纹。其他如象纹、蛇纹、蝉纹等动物纹饰，亦多沿袭商人之旧。至于铭文风格，虽周初多长铭，但就铭文字体与书风来看，与商彝铭文并没有多大差异：象形意味浓厚，笔画显波磔，排列上亦是竖行整齐而横列参差。

以上是就西周早期铜器整体而言，若论这个时期的前后两个阶段，自然又有一些明显的不同，此即前一阶段更多地因袭商人之旧，而后一个阶段则逐渐萌生出一些周人自己的风格：一些商代流行的器物逐渐减少或退出历史舞台，一些与商器不同的形制与纹饰更多地涌现。首先，人们常常提到的“商人嗜酒，周人重食”这一社会习俗在铜器种类及其数量的消长方面开始得到体现，酒器的数量减少，墓葬中已少有单纯的酒器组合，尤其是觚、角、斝这几种器物减少得更厉害，或竟至绝迹[24]；相反，食器中的鬲却开始较多地出现（第一阶段鬲少见）。在器形的变化上，如鼎类中的分裆鼎、扁足鼎、槽形方鼎，簋类中的无耳垂（珥）的乳丁雷纹的簋，带扉棱的觚形尊，扁体卣、扁体壶等以前流行的器形皆已少见或至绝迹；新出现的式样则有附耳鼎、附耳簋及圈足下带三足的簋、橄榄式长筒园壶、带犄角的椭方提卣，等等。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不少器物的形制趋于低矮，一些器物，如鼎、簋、卣、觯的腹部呈现下垂，连园角的方鼎也多作下腹倾垂的样式。在纹饰方面，鸟纹盛行达于鼎盛，但小鸟纹已基本出局，而以各种式样的长尾鸟纹为常见（包括身尾分离的长尾鸟纹）。此外，作为主题纹饰显著地施于簋、尊、卣等器物腹部的所谓垂冠大鸟纹亦出现在这一阶段。饕餮纹与夔龙纹仍然流行，其饕餮纹多无躯干，或仅有短躯的兽头类型，还有一些饕餮纹的躯干与脚爪由写实变为抽象的装饰性图案；龙纹类以各种形象的顾龙纹为常见，包括新出现的作对角形的双首回顾龙纹，还有一些龙纹则将身躯分作上下两枝，而某些过去流行的龙纹，如自商末以来流行的单首双尾龙纹、周初前一阶段常见的蜗体夔纹等已逐渐被淘汰出局。其他，如象纹、蛇纹等写实性的动物纹饰，云雷纹中的波折雷纹、勾连雷纹，以及三角蝉纹、三角雷纹、四瓣花纹等，皆已过时而不再常见。在铭文书体风格上，字的象形意味明显减弱，肥笔虽有但大为减少，带波磔的笔画亦在减少，开始显得拘谨而凝滞，有的甚至类似以后“玉著体”的风格（御正卫簋）。在铭文的排列上，也出现了不仅竖排整齐，而且横排也规整的风格，著名的大盂鼎铭即是范例。

以上所言第二阶段变化中出现的某些新形制，往往是与前一阶段留传的旧形制交叉并存的。新形制的出现，并非一定意味着旧形制立即被淘汰出局，旧形制往往还会与新形制并存一个时期。如作册睘所作器与所作器在时间上应是相同的，可是作册睘卣器盖上两侧带有犄角，而尊所作则是颈腹连为一体的两段式的新形制。可见在对待形制演变的问题上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搞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