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方彝的发现与康宫释义的歧出

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言及“康宫”一词的为数不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言康宫的，如令方彝“明公……用牲于康宫”，卫簋“王格于康宫”，伊簋“王在周康宫”，等等。另一类是言康某宫、康宫某宫、康宫某大室的，如颂鼎“王在周康昭宫”，寰盘“王在周康宫穆宫”，吴虎鼎“王在周康宫宫”，克钟“王在周康剌宫”，攸从鼎“王在周康宫太室”，望簋“王在周康宫新宫”，等等。前一类有的称“康宫”，有的称“周康宫”，其词组的重心不离“康宫”；后一类有的称“康宫某宫”，有的称“康某宫”，康宫成了限定空间范围的前缀，中心词则是昭宫、穆宫、宫、剌宫、新宫之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宫名长时间都未引起学者的注意，康宫问题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是从令方彝的发现与考释开始的。

相传1929年河南洛阳邙山马坡出土了一批西周青铜器，其中令方彝、令簋都有长篇的铭文，以其内容颇为重要，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同年10月，令方彝的收藏者罗振玉在日本首次公布彝铭内容，并发表了名为《夨彝考释》[1]的文章，对彝铭有关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了便于分析，这里先把令方彝全文移录如下：

唯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僚）。丁亥，命夨告于周公宫，公命（出）同卿事寮（僚）。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出命，舍三事命，卿事寮、诸尹、里君、百工；诸侯，侯甸男，舍四方命。既咸命，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官，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明公锡亢师鬯、釥、牛，曰：“用祓”；锡令鬯、釥、牛，曰：“用祓”；乃命曰：“今我唯命女二人，亢果夨，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作册令敢扬明公厥休，用作父丁宝尊彝，敢追明公赏于父丁，用光父丁。册。

罗氏对此考释说：“予乍读其文，见王所以命周公者至尹三事四方，疑为命公旦摄政。既见成周及康宫字，乃知为成康以后物。文中之周公，盖公旦之后人为卿士者。……王命周公子明保，盖命周公掌邦治。”并释“宫”为庙，说“周公宫，周公旦之庙”；又本王国维之康宫为康王之庙说[2]，称“康宫殆告康王”，意即铭中“用牲于康宫”是告庙于康王。罗氏此文并不以令方彝的年代研究为重点，所以只说令方彝为成康以后物也就了事，但在这里，他却道出了一个后来被广为遵行的金文断代标准，即凡是提到康宫一词的金文都应定在康王以后，理由就是康宫为康王之庙。

自罗振玉这篇文章发表后，鉴于令方彝铭辞的重要，特别是它与不少铜器铭刻的断代研究有关，因而对此续作考释的学者先后多至一二十家，其中康宫问题一再被学者论及，以致经历了数十年的激烈论辩，也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大致说来，人们对于康宫性质的解说，可以分为死人宗庙说与生人宫室说两大派，宗庙说又有王室宗庙与康王之庙的区别，宫室说也有时王所居之宫与王储所居之宫的不同。诸家围绕着康宫到底是不是康王之庙这一核心问题，或曰然，或曰否，观点相当对立，分歧迄未消除。这种局面对西周铜器断代研究极为不利，尤其是有些与康宫问题有关的全历日铜器如果因此断代不准，势必影响西周列王年代的考定，造成有关王年的推考与历史实际产生距离。所以认真分析各家的说法，寻求对康宫问题的合理认识，不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