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康时代“刑错不用”的问题

[1]载日本《支那学》杂志第五卷第三号，1929年，又收入氏著《辽居杂著》（同年石印本）。

[2]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明堂庙寝通考》，中华书局1959年版。

[3]二文载氏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于1930年由上海联合书店印行。后郭氏颇病前著支离，又作《令彝令簋与其他诸器物之综合研究》一文，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一书（1931年影印本）。

[4]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9页。

[5]卢连成：《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6]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

[7]《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

[8]《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

[9]本文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2期，后收入氏著《西周年代学论丛》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参见杜勇：《周初东都成周的营建》，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又见所著《〈尚书〉周初八诰研究》第八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载《国学季刊》四卷一期。本文主要观点又见于唐兰为容庚所编《武英殿彝器图录》而写的一条释文（93页），1934年燕京大学影印本。

[12]二文分别发表于《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和《古文字研究》第2辑（1980年）。

[13]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载《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本节下引此文不另注。

[14]《诗·大雅·文王》。

[15]唐兰：《作册令尊及作册令方彝铭文考释》，《国学季刊》四卷一期，1934年。

[16]据《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称，曶鼎为毕沅“得之于西安”。1976年陕西扶风县云塘发掘一周墓，墓中发现曶尊等青铜礼器，学者谓曶鼎、曶尊之器主为一人，则曶鼎所言“周穆王大室”当在宗周范围之内。

[17]赵光贤：《“明保”与“保”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又收入先生《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8]《元史·祭祀志三》：“然汉儒论七庙、九庙之数，其说有二。韦玄成等以谓周之所谓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也。如刘歆之说，则周自武王克商，以后稷为太祖，即增立高圉、亚圉二庙于公叔、太王、王季、二昭二穆之上，已为七庙矣。至懿王时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时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是为九庙矣。然先儒多是刘歆之说。”又《礼记·王制》孔疏云：“若王肃则以为天子七庙者，谓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庙为二祧，并始祖及亲庙四为七。”王肃反对郑玄的七庙说，认为天子七庙，文武二祧不在其内，实际是认为周代天子九庙。

[19]九庙制可以说是汉儒的见解，但七庙制则为先秦故说，如《荀子·礼论》说：“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事，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即其证。此外，以《礼记》论，过去都说是汉代作品，然近出战国墓《郭店楚简》有《礼记》中的《缁衣》篇，表明此书可能大都是先秦旧籍。故七庙说不能说是秦汉以后逐渐增加的。

[20]《礼记·礼器》。

[21]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

[22]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

[23]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

[24]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25]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

[26]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27]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文物》1978年第3期；又见氏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卷四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28]刘启益：《微氏家族铜器与西周铜器断代》，《考古》1978年第5期。

[29]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

[30]《史记·周本纪》正义引。

[31]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

[32]唐兰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中对作册睘卣与尊的时间安排，后来被李学勤《静方鼎与周昭王历日》一文采用，并作为推断昭王十九年之绝对年代的重要资料，文见朱凤瀚等编《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版）。

[33]《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

[34]《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35]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

[36]卢连成：《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37]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38]刘启益：《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39]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郭沫若：《夨簋铭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40]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宜侯夨簋的人与地》，《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

[41]谭戒甫：《周初夨器铭文综合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杜勇按，在《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一文中，唐兰也曾认为“令是丁公的后人”，“称为丁公的是齐侯吕伋”，意即夨令为吕伋之子。

[42]何幼琦：《〈宜侯夨簋〉的年代问题》，《西周年代学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3]张懋镕：《周人不用日名说》，《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44]除此，另有沈子也簋云“沈子用祼于周公宗”，知沈子为周公之后。但本铭又云：“用饗己公，用格多公。”郭沫若《大系》以为“己公犹言我公”，又说“彝铭通例，凡生人言饗，死人言享言格”，则“己公”即使非谓我公，亦当为生称而非庙号，此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日名为庙号并不相牟，故置之不论。

[45]参见杜勇：《关于鲁、燕、齐始封年代的考察》，《大陆杂志》第九十七卷第三期，1998年。

[46]参见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第七章《殷遗民的社会身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7]《略论殷遗民的遭遇与地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3本第4分，1982年。

[48]黄盛璋：《铜器铭文宜、虞、夨的地望及与吴国的关系》，《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49]肖梦龙：《母子墩墓青铜器及有关问题》，《文物》1984年第5期。

[50]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6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51]《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52]《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2页。

[53]按唐说作册夨令与作册大的生父应同为“父丁”之子，假定“父丁”20岁生作册大的生父，60岁生作册夨令；又假定作册大的父亲20岁生作册大，则作册大长于作册夨令20岁，如果作册大主要活动康王初年，由于康王在位年代不低于20年，则作册夨令也应活动于昭王初年，不会晚至昭王末年。何况前面假定父丁60岁生作册夨令与生作册大的生父相距太远，且60岁生子从人的生理发展来看可能性也较小。

[54]《微氏家族铜器与西周铜器断代》，《考古》1978年第5期。

[55]分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第34页；《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137页；《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56]刘启益：《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57]郭沫若：《关于眉县大鼎铭辞考释》，《文物》1972年第7期。

[58]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59]刘启益：《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60]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61]由于王姜的活动时期跨成康二朝，因此有关王姜的六件铜器自非作于同一王世。除令簋作于成王末年外，旗鼎形制浑厚，文字古朴，具周初特征；叔卣作为椭方形之器，存在于商末周初，二器亦应作于成王时。臬伯卣的形制与作册睘卣完全一致，均当康王晚期制作。此外，不寿簋颈部有出现较晚的窃曲纹，此器或作于穆王时，铭中的王姜有可能是见于它器的王姜（参本书第三章）。

[62]参见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第一章第二节《成王即位的年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3]除堇鼎外，对太保簋、小臣鼎、克罍（盉）等器的时代我们曾经有过讨论，认为均为成王即政后不久制作的器物。参见杜勇《关于鲁、燕、齐始封年代的考察》（《大陆杂志》第九十七卷第三期，1988年）以及《〈尚书〉周初八诰研究》第六章第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4]《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

[65]唐兰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中说“御正爵有可能是作于康王后期的”，但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却把旅鼎、御正爵、叔卣都定为昭王时器。

[66]《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67]殷玮璋、曹淑琴：《周初太保器综合研究》，《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68]刘启益：《西周武成时期铜器的初步清理》，《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1985年。

[69]参见李学勤：《令方尊、方彝新释》，《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辑，1989年。

[70]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

[71]文见《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又见先生所著《古史考辨》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2]《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

[73]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74]参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

[75]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克殷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376页。

[76]参见杜勇：《〈康诰〉、〈酒诰〉、〈梓材〉作者辩证》，载《孔孟学报》第七十六期，1998年。

[77]《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

[78]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

[79]《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

[80]说参李白凤：《东夷杂考·徐夷考》，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09页。

[81]参见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六章第二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2]郭沫若：《金文丛考·金文所无考》，日本昭和七年（1931）东京开明堂石印本。另，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迁徙路线》（载《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文集》）一文见解与郭相同。

[83]《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84]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庚嬴卣跋》，中华书局1959年版。

[85]《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86]《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

[87]《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88]《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89]杨宽：《西周时代的楚国》，《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

[90]见其《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又见《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275页（中华书局1986版）。

[91]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92]《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1页。

[93]《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372页。

[94]《卜辞通纂》考释582，《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5]《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96]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97]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98]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17号简文，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99]见《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

[100]参见罗运环《楚国八百年》第二章第二节，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1]《墨子·非攻下》。

[102]《左传》昭公十二年。

[103]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

[104]《谈〈令簋〉中的楚及相关诸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46辑，1990年。

[105]参见顾铁符：《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引证》，《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106]参见杜勇：《关于鲁、燕、齐始封年代的考察》，载《大陆杂志》第九十七卷第三期，1998年；或《〈尚书〉周初八诰研究》第六章第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7]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七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112页。

[108]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七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页。

[109]《吴虎鼎考释》，《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

[110]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111]参见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12]唐兰：《〈青铜器图释〉叙言》，见《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

[113]唐兰：《〈青铜器图释〉叙言》，见《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

[114]《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115]参见《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7页。

[116]《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02页。

[117]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二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118]《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119]《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七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5页。

[120]《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5页。

[121]《西周金文中的月相与共和宣幽纪年铜器》，《古文字研究》第九辑，1984年。

[122]《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

[123]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5页。

[124]《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七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6～127页。

[125]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1999年第6期。

[126]《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七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6页。

[127]《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128]刘启益：《西周金文中的月相与共和宣幽纪年铜器》，《古文字研究》第九辑，1984年；《西周夷王时期铜器的初步清理》，《古文字研究》第七辑，1982年。

[129]庞怀清、忠如、镇烽、志儒：《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5期。

[130]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5页。

[131]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取》（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132]《吴虎鼎考释》，《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

[133]《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

[134]《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135]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清嘉庆二年刊本。

[136]据吴方彝说：“王在周成大室，旦，王格庙”，似乎大室与庙仍有分别。《尔雅·释宫》：“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这是说庙只比寝多了东西厢，如是则寝亦有大室，故周王可住于寝宫大室，至旦而格庙。此外，周王到大臣宫中留宿，亦可寝卧庙中，此即《礼记·礼运》所说：“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

[137]另攸从鼎称“王在周康宫夷大室”，“夷大室”即康夷宫大室；伊簋所说“王格穆大室”即康穆宫大室。至于曶鼎说“王在周穆王大室”，以器出宗周可能与康宫无关，不必相提并论。

[138]王翰章、陈良和、李保林：《虎簋盖铭简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139]罗西章：《宰兽簋铭略考》，《文物》1998年第8期。

[140]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六），《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141]参见杜勇：《论先秦时期官工贾的社会身份》，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142]《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1～23页；又见《班簋的再发现》，《文物》1972年第9期。

[143]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38页。

[144]《班簋的再发现》，《文物》1972年第9期。

[145]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

[146]参见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147]《班簋的再发现》，《文物》1972年第9期。

[148]李学勤：《班簋续考》，《古文字研究》第13辑，1986年。

[149]《逸周书·克殷解》。

[150]《班簋的年代、地理与历史问题》，载《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151]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152]此记伐纡之年在穆王四十七年，然诸书所引《纪年》有谓七年、十七年、三十七年、四十七年等不同，一时尚难于考定。参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153]《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154]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155]关于方、邓、鄂等地的位置，参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28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56]关于唐、厉、曾、夔等地的位置，参见江鸿（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157]见《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又《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158]此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有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史记·楚世家》正义引宋均注《乐纬》也说：“熊渠嫡嗣曰熊挚，有恶疾，不得为后，别居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曰夔子也。”据《楚世家》，熊渠、熊挚当夷厉时人。

[159]刘启益：《西周武成时期铜器的初步清理》，《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1985年。

[160]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见《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

[161]参见沈长云：《论成康时代和成康时代的铜器铭刻》，《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162]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

[163]刘启益：《西周武成时期铜器的初步清理》，《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1985年。

[164]参见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第六章第二、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5]刘节：《古邢国考》，见氏著《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66]《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

[167]《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168]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169]《观堂集林》附《别集》卷二《鄂侯驭方鼎跋》，中华书局1959年版。

[170]《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171]《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中华书局1959年版。

[172]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考古组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

[173]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174]《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175]《尚书·洛诰》。

[176]参见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第六章《周公东征与东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77]《孟子·尽心下》。

[178]载《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