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部分有争议铜器的类型学观察

现在，我们按照自己对西周早期铜器形制、花纹及铭文字体、书风的理解，结合铭文内容的分析，将此一时期争议较大的有铭铜器分作三个阶段，即西周早期前段、西周早期前后段之交、西周早期后段一一列出，并附以我们对它们的解释。其中西周早期前段大致指周成王及成康之际的一段时间，西周早期前后段之交主要指康王时期至其末叶的一段时间，西周早期后段指康王末年及昭王时期。之所以要对西周早期铜器列出“前后段之交”这个时间段，是考虑到康王在位时间较长，有不少铜器的风格确实跨在周初成王与昭王时期之间，或者说兼有这两个阶段的部分特征。这样安排，似乎可以避免一些简单化的做法，较好地解决目前西周前期铜器分期断代中的棘手问题。

先谈谈西周早期前段的部分有铭铜器。

旅鼎　属分裆鼎，腹较浅，柱足较高；腹饰三组饕餮纹，分别与三足相应；铭文书体属典型的波磔体，起落笔出锋甚为明显，字体大小不一，排列参差不齐，其“大保”的保字作“”。此器年代，除唐兰以为属于昭王外，诸家皆以为成王或成康时器，当以诸家所言为是。

叔勉方彝　属弧壁型，器盖及器的四壁均呈弧形，有八条扉棱；盖的上部、颈部及圈足饰小鸟纹，器盖下部与腹部饰双角外卷之饕餮纹；铭称“叔勉易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铭文字体同于旅鼎，但较工整。此器年代，众说极为纷纭，郭沫若以为王姒为文王之后，而定此器为武王时；唐兰以之归于康王末年，刘启益《西周武成时期铜器初步清理》又以之属于成王晚期，近王世民等作《西周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则定其为昭王时器。按所谓鼓腹式（即弧壁型）方彝不得谓为西周早期后段才有的新形式，如《劫掠》A644、A645皆属弧壁，前者可定在周初，后者（頍方彝）为成康时器。至于其腹部所饰的向外卷角的饕餮纹，专家已指出其与琉璃河M253所出堇鼎相似；而其盖上、颈部及圈足上所饰的小鸟纹，连王世民等人也不得不承认与令方彝、荣子方彝等器上的鸟纹属于同一样式（I7式），属于西周早期，并明确称之为“典型的成康时期的小鸟纹”[25]。再结合铭文内容考虑，此器当作于成王末年或稍后。

中方鼎　共三件，属所谓“安州六器”，北宋时出土，仅有摹本存于《博古图》。三鼎形制相同，皆长方槽形，四角有扉棱，腹较深，且下腹内收，短柱足；除一器颈部有涡纹外，余皆素面无纹；三器皆有铭文，其中两件同铭，述“王令南宫伐反虎方”及“令中先省南国贯行”等事，另一件铭末有两个用六位数字组成的“八卦”文字符号。

此器时代，郭沫若、陈梦家及刘启益均定在成王，唐兰及其他一些学者定在昭王。刘启益说与中方鼎同一类型的有方鼎及太祝禽方鼎[26]。按太祝禽方鼎年代应为成王时代，故中器不得下移至昭王。至于唐兰把朴素无纹看作是昭王时出现的新形制，并无太多的证据。在此之前，如浚县辛村M29及M55出土的鼎皆素面无纹，但其形制绝对是周初成康之物[27]。此外，铭文中的数字形八卦族氏文字，也是周初甲金文字的普遍风格。再考虑到中器铭文内容与岐山所出的玉戈铭文的关系，自应将其断在成王末年或稍后。中觯、中甗与中方鼎为同一作者，其时代亦相同。

令方彝器形几同于叔勉方彝；纹饰方面，除颈部饰双尾龙纹外，余亦同于叔勉方彝；铭文字数颇多，在此之前无出其右者，字形美观方整，书法味十足，属典型的商末周初字体，直行排列整齐而不计横列，其中如女字及令、既、先、扬等字所含人体形旁的写法，都具有早期金文的特征，它如字的用法，也是如此[28]。故虽诸家对此器的争论最为热烈，考虑到上述令方彝形制、纹饰、铭文字体等方面的诸多时代特征，还是应当定此器时代为成王末年。

令方尊器为圆口方体，成三段式，中腹微外凸，有八条扉棱；口沿下饰蕉叶纹，颈部饰小鸟纹（与令方彝同），腹及圈足饰饕餮纹，饕餮双角内卷；铭文内容、字体与令方彝同。按与此器形制相同的传世器还有盠方尊、麦方尊与荣子方尊，他们都是周初之器；蕉叶纹这种纹饰一般也出现在殷末周初，故据器形与纹饰风格看，令方尊也是作于成王末年的。

令簋　与令方彝、令方尊属同一器作者，敛口、鼓腹但不下垂，有子口，失盖，方座下承四方形短柱；颈饰小鸟纹，腹部饰勾连雷纹，圈足饰蝉纹，方座饰顾首卷尾之夔龙纹；铭文字体略同于令方彝而更劲俏，其内容涉及王姜其人及伐楚事，以致引起学者更广泛争议，尤其近年不少学者从唐兰之说而与昭王南征荆楚相联系，以为该器必属昭王时无疑。然而根据器物纹饰及铭文书体等项观察，似不得下此断语。如上举勾连雷纹、蝉纹等，皆殷末周初之典型纹饰，至昭王末年（即伐楚之年）盖已难寻；又其器座上顾首卷尾之夔龙纹，已有人揭示其与康王时之匽侯盂圈足上纹饰相同[29]；至于令簋特殊的形制，亦不得断为昭穆时特有之样式，如不计其方座，其钵体部分略同于北京琉璃河M253出土的圉簋，而此器被认为属于康王前后[30]。综上所述，令簋时代当与令方尊大致相同，当定在成王末年或稍后。

鲁侯尊　为传世器，旧称明公簋，唐兰称工簋，近来学者以为其基本形状应是尊，器作者应是鲁侯，故改定为鲁侯尊。其形状特殊，但作为尊体的基本部分可以看出是分作三段，圈足下有高阶；其摹图上未显示出纹饰。据其铭文中有“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明公又见于令方尊，定此器为成康铜器。

叔楕器　此器形制特异：器及盖口均作楕方形，器的口沿下及盖上有四个相对的贯耳，并分别与盖顶上之圈形捉手及圈足上四个小穿孔相对。唐兰称之为卣，陈梦家认为其非卣类而以今名称之。其盖沿及颈部分别饰以三层带状列刀式饕餮纹；铭文首句称“唯王于宗周，王姜史叔使于太保”，或据此以之属于成王（陈梦家），或康王（刘启益），或昭王。按此器花纹又见于禽簋，乃殷末周初常见纹饰，再考虑到王姜及太保（召公奭）生活的年代，并成王时的献侯鼎亦有“唯王大于宗周”句，故定此器为成康之际物。

士上卣　为扁园体卣，下腹倾垂，器盖正侧两面自盖顶至圈足有四条扉棱；花纹繁缛，盖顶及器腹饰对称的象纹，盖沿及器颈饰所谓王字尾顾首夔凤纹，圈足饰蛇纹；铭文字体与令方彝等略同，排列参差不齐。关于此器时代，有成王、康王、昭王诸说，考虑到此器形制，特别是其纹饰特征，还应定其在成末康初。如上所述，像蛇纹、象纹这些写实性动物纹饰皆是殷末周初典型纹饰，所谓王字尾顾首夔纹又见于卿卣（尊）等成康时期器物，而且是自殷末就已流行的纹饰，再联系到士上诸器与令方彝、令簋等同出洛阳马坡之事实，这样的判定是有理由的。

士上尊与士上卣及下面的士上方盉等同时同地出土，属觚形三段式圆尊，有扉棱，圈足下有底折，与何尊、商尊等早期尊形相似；腹饰象纹，颈部及圈足饰龙纹；铭文与士上卣相同。这些特征，显然再次表明士上诸器为西周早期成康之际物。

士上盉　为四足鬲形方盉，盖、器颈及腹部均饰兽面纹；铭文与士上卣、尊相同。唐兰说四足方盉这种体制不会出现于成王时期[31]，但刘启益举出晚商铜器亚醜父丁方蚕[32]，表明唐说并不准确。此外，出土于北京琉璃河M1193大墓，被认为是成康之际的克盉亦是四足之方盉，形制与士上方盉更加相似，也为士上方盉提供了比照的依据。

作册卣　与令方彝、令簋及士上诸器同出洛阳马坡，属扁园体卣，圈形捉手，盖顶较高而有折沿，两端有犄角，腹下垂较甚，但整体器形较高；通体素面；铭文首句“唯明保殷成周年”与令方彝铭文相应，字体亦相近似。此器年代因与夨令诸器相关涉，同样有不同说法，今从其形制、铭文内容及出土情况诸方面考虑，仍将其列入西周早期第一阶段。

次言西周早期前后段之交的部分有铭铜器。

作册睘卣　近似于楕方体之罐形卣，腹下垂，盖顶呈斜坡状，盖沿方折，盖两侧有竖立的犄角；盖沿、颈部及圈足饰弦纹；铭文称“唯十又九年，王在序，王姜令作册睘安尸伯……”，字体仍属首尾出锋的波磔体，讲求纵向排列整齐而不顾及横列，但一些字的写法已显示出较令方彝、令簋等稍晚的迹象（如人字形旁的足部已不作跪跽状）。此器时代有成王、康王、昭王数说。从其形制看，已与前阶段不带犄角的扁体卣有所区别，而又不同于员卣、庚赢卣及丰卣等昭穆时期的卣体[33]；其铭文字体亦具有从殷末周初字体向后阶段过渡的特征，故置此器于西周早期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

作册睘尊　为三段式筒形尊，无扉棱，圈足下有折边，与卿尊、冈劫尊及耳尊等西周早期器约略相似，惟体较粗；颈及圈足各饰两周弦纹；铭文与作册睘卣相同。按上举三段式尊及其他一些这种形制的尊都不晚于康王，此器应不例外，其铭文之“唯十又九年”自不得晚至昭王十九年。

卣　器形略同于作册睘卣，但盖顶上无犄角；器盖顶部及颈部饰王字尾顾首夔纹，圈足饰目雷纹；铭文字体亦与作册睘卣相同，并有“王在序”等与作册睘卣（尊）相同的内容。关于此器时代的意见分歧亦如作册睘卣。我们认为，从此器形制和花纹看，其不应置于昭王时期是很明显的，据其铭文，应是与作册睘卣同时所作。

尊　二段式筒形尊，但颈部较直而长，腹不下垂；颈腹交界处与圈足所饰花纹与卣相同，铭文亦同。按二段式筒形尊虽较三段式为晚，但由此器较长而直的颈及不下垂的腹部看，犹带有三段式尊体的遗意，而不同于稍后的腹部特显倾垂的二段式尊，故此尊与同铭之卣都应是康王中后期之物。

作册折方彝形状与叔勉方彝、令方彝基本相同；腹部及盖的下部饰双角外卷之饕餮纹，亦与叔勉方彝及令方彝相同，盖的上部、颈部及圈足饰有垂冠的顾首夔龙纹；铭文内容有“王在序”及“唯王十又九祀”等语，与作册睘卣（尊）及卣（尊）相关联。按此器属微氏家族第四代折所作器，学者一般将其排在康昭之际。从器形与纹饰分析，它确有许多与令方彝等成康之际铜器相同的地方，但其盖顶、颈部及圈足之顾首龙纹又显示出较上述诸器稍晚的时代特征，其铭文书体亦稍晚于夨令诸器，故列为西周早期前后段之间器物，与作册睘及所作诸器时代相同。

作册折尊　乃三段式觚形尊，有扉棱；颈部及腹部花纹与作册折方彝相同，口沿下饰八组蕉叶纹，圈足上饰较宽短的垂冠顾首夔龙纹，与作册麦尊腹足所饰相同；铭文与作册折方彝相同。按此器作为三段式有扉棱的觚形尊，本与何尊、商尊等周初之器属于同一尊形，但考虑到其尊体已较粗，应较前者略晚，应与作册折方彝同为西周早期前后段之间器物。

作册折所作尚有斝、觥等器，其中折觥与折尊、卣铭文相同，应是同时所作，而斝这种器物流行较早，或是折较早时期所作。然此亦证明折器的年代不至太晚，将作册折诸器下移至昭王末年是错误的。

鼎　为园腹鼎，立耳，三足微蹄，腹较深，下腹略外倾；颈部与足根部饰饕餮纹；铭文有“王姜易田”等内容。此器时代，或以为成王，或以为康王，或以为昭王，按其形制与大盂鼎及德鼎颇相类似，但器腹较大盂鼎为深，应与大盂鼎同时或稍靠前。其颈部饕餮纹式样与商尊略同，铭文字体较令方彝等含有“王姜”诸器显得较晚并排列亦显整齐，故将其列在康王中后期。

召卣　属扁园体卣，盖两侧有犄角，腹下垂尤甚；无纹饰；器盖同铭，铭中有“唯九月在炎自，甲午，伯懋父赐召白马”等内容。此器时代亦有成王、康王、昭王诸说。察此器形制已较士上卣、作册卣等为晚，但作为扁园体卣，一般还是较楕方体的罐形卣为早。我们认为，该器铭文中的“唯九月在炎自”与令簋铭文“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月九既死霸”不一定发生联系，故列此器于上述诸器之后。

召尊　属三段式的筒形尊，与作册睘尊同一类型而稍粗；亦无纹饰；铭文与召卣同。一般说来，作为三段式的筒形尊都不至晚到昭王以后；铭文中的伯懋父，亦应从多数学者的解释，认其为曾“事康王”的伯懋父，所以召尊与召卣制作同时。

此外，本器作者召尚作有另一直筒形卣，体小，自器口至圈足上下直径一致，呈圆筒形，双环耳、失盖，陈梦家称之为召圜器；其器腹上饰龙纹，口沿及圈足饰蛇纹；铭文字画颇显锋芒并多肥笔。鉴于目前发现的这种形制的卣差不多都属于西周早期（如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伯卣，宝鸡竹园沟出土的鸟纹卣等），并此器纹饰亦属较早类型，故不应晚于康王时代。

疐鼎　为传世器，摹本显示其形状为圆腹圜底，颈微内收，腹较深并略显倾垂，立耳，三柱足；素面，仅颈部饰弦纹一周；器铭中涉及、即上卣（尊）中之。此器时代亦有成王、康王、昭王诸说。从摹图看来，其形制略同于北京琉璃河M251出土之父乙鼎、宝鸡竹园沟M7出土之丰公鼎、M13出土之作父辛鼎[34]，以上诸器，分别被认为“是成康时器”、“约周早期偏晚时期”、“为西周早期”。结合疐鼎铭文内容，则其时代可知。此外，传世器中尚有疐所作尊、卣、甗、觥等器物，从它们的器形、纹饰看，也都可定在康王时代[35]。

作册麦方尊　系摹本，自口沿以下的颈部为圆形，腹及圈足为方形，器分三段，颈腹之间有一不明显的肩部，腹微外张，有四道扉棱，圈足下有高阶；口沿下饰蕉叶纹，颈饰小鸟纹，腹及圈足饰宽短的顾首垂冠夔龙纹；铭文摹本八行一百六十余字，为西周前期字体，涉及邢侯受封后复至宗周谒见周王等事。此器时代，有说在成王末年者（李学勤），有说在康王之世者（郭沫若、刘启益），亦有说在昭王时期者（唐兰），按此类圆口方尊可资比较者为1963年扶风齐家村出土之日己方尊，但麦尊较之瘦高，日己方尊时代为西周早期偏晚，麦尊应比之略早。就花纹而言，麦尊颈部之小鸟纹可视为成康时期典型的纹饰，而其腹、足上的顾首垂冠夔纹则与作册折尊圈足所饰之花纹雷同，尤其是麦尊铭文中亦有“王在（序）”之语，可判定这两件器物是同时的。

作册麦尚作有方彝、方盉及方鼎等器物留传于世，这几件器物铭文内容与方尊不尽相同，然皆大致为康王时期之物。

最后说说西周早期后段的几件有铭铜器。

员卣　为一楕方体罐形卣，自盖顶至圈足有四道扉棱，盖较高，两侧有犄角，下腹倾垂；盖顶及器腹饰双角内卷之饕餮纹；盖沿及颈部饰圆涡纹。铭文称“员从史伐会”，其中“史”当即鼎铭文中的。但此器形制及铭文字体已较鼎为晚，故将之列为西周早期后段器。

员所作器甚多，如员尊、员鼎、员壶及另一员卣，从器物形制上看，它们大多属于同一时期，兹不具论。

雪鼎　未见图形，其铭文中有“唯王伐东夷、溓公令史曰……”等语，是此器与员卣时代相同。

厚趠方鼎　器身呈长方槽形，浅腹，四柱足，双立耳，器之四角有扉棱；器身四面饰饕餮纹，足根处有兽头装饰；铭文中涉及溓公其人。察此器饕餮纹式样特殊，其双角向外翻转并下垂，显示出较传统饕餮纹已有某些变化；其铭文字体如王、公、文等字也已明显较前一阶段字体为晚，因而唐兰等学者将其列为昭王时期是正确的。

此外，西周前期铜器存有争议的尚有关于匽侯的一些器物，但争论的剧烈程度不及上面列举的涉及王姜、明公、伯懋父、南征等人和事的器物，故不再一一叙说。我们曾发表过《说燕国的分封在康王之世——兼说铭有“郾侯”的周初青铜器》[36]一文，亦可参阅。还有一些我们认为已跨出西周前期范围的铜器，如班簋、庚赢卣、庚赢鼎、静簋等，过去不少人认为它们属于西周前期成康时代或昭王之世，而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们应划归穆王时期，亦不在此专门论列。

西周铜器的类型学研究，从标准器断代法的参验和辅助手段，向独立而有系统的断代方法发展，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在此所作的探索，只是一种初步的有限的尝试而已。相信经过学界同仁这方面的不懈努力，西周金文断代研究的成果会越来越丰硕，越来越符合历史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