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器物自身特点为主进行的类型学研究
早在1949年之前，李济就曾对自己所领导发掘的殷墟十座墓葬的青铜礼器进行过器形的划分与排序。他参照殷墟陶器分类的标准，将这批青铜礼器划分为若干目、式、型，然后按其演变发展的规律，排定诸种器物的式样及十座铜器墓的时间顺序[7]。这是依据科学发掘的考古资料对殷墟出土青铜器最早的类型学研究。
1949年后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首推郭宝钧。郭宝钧曾长期从事商周考古发掘与研究，其研究成果《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的初稿作成于1965年，之后又进行过一些修改和校订，最后在其逝世后由邹衡、徐自强整理发表。作者自叙写作此书的背景，乃是建国以后考古事业“随基本建设的发展而蓬勃兴起，截至今日（按指1965年）为止，商周青铜器之出土者，重要者已多至六十余处……如拟根据铜器群来论证史实，真有取之不尽、左右逢源之乐”[8]。本书正是依据这些出土青铜器资料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花纹、铭文书体，以至铸造方法等进行研究的。其具体做法是，先选出几个地点可靠、时代明确的分群，定为划定时间的界标，以此作为进一步比较其他器群器物的类型的尺度，这样的界标一共有六个，它们是：
郑州二里岗器群，作为中商铜器的尺度；
安阳小屯器群，作为晚商铜器尺度；
西安普渡村器群，作为西周中（西周前、后期之中）铜器的尺度；
陕西上村岭器群，作为春秋初期铜器尺度；
寿县蔡侯墓器群，作为春秋末期铜器尺度；
寿县朱家集器群，作为战国末期铜器尺度。
根据这些界标，又从器物的铸造、形制、花纹、铭文诸方面将中国青铜器时代分作六个发展阶段，即早商、中商、晚商及西周前期、西周后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至于战国、战国中末期；同时通过比较，将其他器群的铜器分别纳入这六个时间段中，或用正文，或用附录，逐一说明每个器群中的器物上述诸方面的特征。另在每一章节之末，又分别对中商、晚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历史时期的铜器的风格和发展演变的情况进行小结。最后，则对整个商周铜器群上述诸方面发展演变的情况做出总结。正如整理者对郭宝钧研究方法所作的评价：“过去研究青铜器的学者，往往着眼于单个的铜器，……遗著则从铜器的群和组的角度出发，尤其是还联系到出铜器的墓葬，这样就可避免孤立地进行研究的毛病。同时遗著取材于发掘品，其根据一般是比较可靠的。在这种基础上采用界标法，的确是一个科学的方法。”[9]
由于本书研究范围广泛，共涉及了从商代二里岗时期至战国末年175个青铜器群二千余件器物，作者不可能对每个时期的铜器就其形制、花纹展开做进一步的分类型研究；他对时代的划分也还不能满足青铜器断代工作更仔细的要求；此外，作者未能将一些重要的传世铜器纳入与出土器物的比较研究，亦给青铜器分期断代工作带来不少遗憾。所有这些对铜器类型和时代做进一步区分的工作，还需要考古工作者的继续努力。
循着这条路径对青铜器形制及纹饰进行更细致的类型分析工作的，仍是郭宝钧生前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其中陈公柔、张长寿合作，分别于1984年第3期及1990年第2期的《考古学报》上发表了《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和《殷周青铜容器上的兽面纹断代研究》两文。前文选用具有清晰鸟纹图像的铜器233件，大体按照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关于鸟纹的分类而进一步区分其式别，计分为小鸟纹、大鸟纹、长尾鸟纹三类共25式，其中小鸟纹9式，大鸟纹9式，长尾鸟纹7式。在划分式别的同时，也对各式鸟纹进行断代，表列出各种式样的鸟纹流行的时间。尤有价值的是，作者还绘制了所有鸟纹的图案，并对每个图案的鸟纹进行编号，亦用图谱的方式将每种式样所包含的鸟纹图案置于相应的时代栏内。后文基本依照前文的结构和思路，选用饰有兽面纹的殷周青铜器133件，分为独立兽面纹、歧尾兽面纹、连体兽面纹和分解兽面纹四种类型，其中独立兽面纹再分为12式，歧尾兽面纹再分为6式，连体兽面纹再分为16式，分解兽面纹再分为6式，共40式，亦选择典型式样的兽面纹绘制成图谱，表列于各时代的栏下。比较起前文来，后文选择的材料更为精审，基本以科学发掘的青铜器为主，辅之以若干年代可靠的传世铜器。在具体划分青铜器兽面纹的式别及分期断代上，亦更多地利用了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因而整个工作也做得更加细致一些。
鸟纹与兽面纹都是商周时期流行的主要纹饰，尤其是鸟纹更常见于西周时期的铜器，所以陈、张二氏对于这两种纹饰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应当承认，这种纯粹器型的研究总的说来是比较客观的，也比较严谨。不仅于上述两种纹饰的分类和分别式样的工作做得比较科学，而且对其时代的安排也基本上是可信的。只是对个别式样的纹饰的时间安排由于受到陈梦家及其他一些学者铜器分期观点的影响不免有些游移。如列为Ⅱ6式的大鸟纹，既知这种纹饰见于张家坡窖藏铜器孟簋，而张家坡铜器已被学者普遍定为穆王时器，却又按过去郭沫若和陈梦家的说法，把具有同样纹饰的庚赢卣置于康王时代，从而得出“此式大鸟纹最早也许可以到康王时期，而大多数都是昭、穆时期的”这样不确定的结论。
利用出土铜器群并主要根据器物形制对西周铜器进行分期断代的研究成果，可以李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10]为代表。这篇文章从关中及周围地区发掘的137座铜器墓为研究对象，选择其中资料较为充分的96座墓，将其划分为六个时期，分别对每期墓葬出土铜器的组合特点及器形（兼及花纹）特点进行分析。在分析各期器形特征的过程中，亦对各种青铜礼器做了型、式的划分，借以指出某种式样的青铜器流行的时间，然后结合各期墓葬中的共存陶器的时代划分，参照一些年代较为可靠的有铭青铜器，给所划分的六期确定具体的年代（王世）。文章附有“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统计表”及“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分期图”，前者一一登录本文所研究的137座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的种类、式别、数量及所在期别；后者则按六个时期的划分，将各个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分别型、式，绘出图形，纳入各个时期栏下，使人对各时期流行青铜器的种类、式样有较直观的了解。
大约是考虑到学术界对西周前期铜器投入的注意力较多，意见也比较分歧，作者在对西周铜器的分期中，对西周前期铜器划分得比较细致，对西周后期铜器的划分则显得比较粗略，仅穆王以前的铜器，就划分了四个期别，而恭王至厉王共五王四世的铜器，却统归一个期别。尽管如此，作者对前期铜器墓的划分，包括对墓中所出铜器的断代，仍有待商榷。如扶风云塘一处墓葬（M13、M20、M10），作者均断为三期（昭王时），但学者中却有将M20断在康王，而将M10断在穆王时期者。另外，有些墓葬所出铜器的时代确实有早有晚，文章亦未仔细分析。
对西周的器形、纹饰进行综合研究并以之作为西周铜器铭文断代基础的研究项目，是不久前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三位研究员合作完成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11]。这是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设“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课题下的一项专题研究的成果。本项专题研究的预定目标是：“以西周铜器中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研究报告首列“西周青铜器的典型材料”一节，交待了所收集的西周铜器的典型材料共352件。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注意到了以往的器型学研究或缺乏对典型墓地的分期成果进行分析，或仅仅对墓葬出土铜器加以分析，而缺乏与传世有铭铜器进行比较这两种偏向，因而所选材料中既包含了铜器墓及铜器窖藏这些地下出土物，又包含了传世品中的成组铜器和个别重要器物，尤其是其中的标准器和具有代表性的有铭铜器。在接下来的对西周青铜器的形制分析中，作者“像田野考古报告那样”，逐类对所收铜器按其形制进行详细的分型、分式，再逐件说明每个标本的形制和纹饰特征、出土地点、现藏处所、尺寸、铭文内容及其与它器物相关联的情况，以及它们的大体年代。第三部分，作者又对西周铜器上常见的几种变化较多的主体纹饰单独进行研究。这其中包含了作者过去已经发表的鸟纹和兽面纹，本报告又新增加了对窃曲纹的研究。作者认为，铜器形制和纹饰的变化并不是同步的，往往形制上相对稳定的时间稍长，纹饰上变化明显，因而需要将纹饰研究与形制研究结合起来，避免仅据器形断代的偏差。最后，报告根据各类器物形制和纹饰的详细对比，以及铭文内容的多方面联系，综合考察西周铜器的发展谱系。具体说来，作者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有时又再细分为这个时期的前、后两个阶段），然后分别将有关铜器墓或铜器窖藏中的成组铜器，以及传世器中的典型器物，分别纳入各时期（或各时期的早、晚阶段）。
王世民等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无疑是迄今为止青铜器器形学研究最系统、影响最为广泛的成果，不仅其类型与式样的分析比前人做得更加细致和科学，而且所排定的铜器类型及器物纹饰的具体时代，在总体上说来，也更为准确和可信。尽管如此，有些问题还是需要提出来加以商榷的：一是对个别器型式样年代的判定尚欠斟酌。如方彝类之Ⅱ型弧壁方彝，作者所举五件这种形式的方彝皆定在西周昭王或其以后，给人以这种形式的方彝年代不出西周昭王以前的感觉。实际上，如《劫掠》A644、A645这两件弧壁方彝皆不能说是西周昭王以后的作品。前者可断为周初，后者据铭文字体及用语格式，亦当断在西周成康时期。二是对某些器物具体年代的断定还显得无据。如尊Ⅰ型有扉棱的筒形尊1式，所举6件器物，前5件都断为西周早期，或成王时器，独第6件折（或释为旂）尊，却称“学者公认其为昭王时器”。据笔者所知，学者中认为此为康王时器的并非个别，所谓“公认”，殊为武断。从器形分析，亦未有理由把它断在昭王时期。又如在对连体兽面纹（Ⅲ型）的分析中，作者将周初堇鼎、令方彝、折觥（尊、彝）、荣子方彝上所饰兽面纹均归于这种类型下的第12式，众所周知，堇鼎是成康时期的器物，作者也肯定了这一点，并且还指出了令方彝与荣子方彝中的兽面纹“和典型的成康时期的小鸟纹共存”，可是，却又无端地认为“由于折器铭文有王在序，唯王十又九祀，被确认是昭王十九年器”，前后矛盾，令人无法理解。最后，本报告只分析了11种器类，这虽是西周时期主要器种，但有的器类（如罍、斝）未列举入内，终是一种遗憾。
近年来，对铜器器型学进行研究并作出贡献的还有李学勤、马承源、刘启益、朱凤瀚诸位学者，特别是刘启益在《古文字研究》和《出土文献研究》上连续发表的西周各王时期铜器的初步清理，将对铜器铭文的分析与对铜器器型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同时学者更为显著的成绩。有关内容将在下节中予以介绍。国外学者如梅原末治、樋口隆康、林已奈夫等亦有关于青铜器器型研究的论著[12]，有关他们的研究情况及具体论点，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