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历日考年前瞻

西周年代学研究是一个恒久而富有魅力的学术课题。自汉代刘歆以三统历推考武王克商之年始，从事此项研究者可以说是代不乏人，特别是20世纪的中外学者苦心孤诣，上下求索，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近来夏商周断代工程采取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手段，在利用西周金文（包括《尚书》）历日资料考索西周列王年代方面，超越前人，贡献殊大。但其年代方案并非完善，即便我们略作改进，也未取得满意的效果。这说明此一课题远未终结，尚需学术界继续探索。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寄希望于更多的新材料出土，这是必要的，但也是消极的。因为新材料的出土可遇而不可求，很难说就能及时满足研究的需要。即使短时间内幸运地再发现几条新的金文历日资料，在数量上也无法与已有的材料相匹敌。因此，充分消化现有的金文历日资料，仔细寻觅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当前可以做也应该继续做的工作。

利用金文历日考年，面临的未知数太多，难度极大，企图一蹴而就是不大可能的。那么，未来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并争取有新的突破呢？天文学家张培瑜曾发表过一种很好的意见，不只适用于当时正在进行的断代工程，也适用未来西周年代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他说，利用金文历日资料的最终目的是要求出西周列王年数和总年，因此就必须首先要解决好这样三个问题：（1）月相词语；（2）西周历法；（3）铜器断代。如果“这三个未知数没有消去，哪怕是其中的某一个不够确切，都可能导致所得西周和列王年数结果的失败”[27]。现在我们就循此思路谈谈未来的西周年代学研究如何处理这三个未知数的问题。

第一，关于月相词语的研究。人们对月相词语的理解过去主要存在定点说与四分说两大阵营，如今又有二系说异军突起，问题更显复杂。从现有的研究看，定点说存在的问题较多，二系说也不能说尽善尽美，惟有四分说经得起历理的检验，似较可信。但是，可以证实四分说的证据仍然不多，尤其缺乏最直接的材料。因此，关于月相词语的研究，还需要深入清理各种不同的说法，仔细分析月相历日间的内在联系，从多种可能的组合中寻求正解，争取形成一个能被大家公认的结论。

当月相词语被科学界定以后，也还存在一个操作规则的运用问题。因为工具即使是科学的可靠的，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出现南辕北辙的后果。以断代工程编制的“西周金文历谱”来说，望簋、番匊生壶和膳夫山鼎的初吉历日入谱时均在“朔前二日”，误差偏大。西周历法处于观象授时阶段，未必十分精确是肯定的，一般说朔日的确定先天或后天一日可以理解，但先天二日可能就有问题了，因为朔日先天二日，正是上月的有月之日，其所处时空与新月明显不同，这是可以通过肉眼观察到的，古人未必粗疏若是。而三十七年膳夫山鼎历日的定位又关乎厉王在位年代长短的判断，其历日是否合天就更显得重要。过去人们对不同月相说在具体历日入谱时允许有二、三天的浮动多持异议，于今断代工程又走上这条老路，亦难获人心。如果比较严格地按照月相词语的界说来给金文历日入谱定位，工程历谱（包括我们改进的历谱）都有待进一步完善。这就是说，今后关于月相词语的研究既需要给予科学的界说，也需要对其操作规则有精确的把握。

第二，关于西周历法的研究。西周历法的具体面貌如何，以文献无征，如今已难知其详了。我们承认张培瑜的《中国先秦史历表》实际是当时的真实历日表，更多的是从所推朔望月的准确度以及作为历日合谱的工具来认识的。所以在金文历日入谱时，有关建正以及与之发生连动关系的置闰方式，没有必要受张表的约束。但不受张表的约束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历法规律的约束。以建正而言，断代工程的意见是：“西周历法的岁首多为建子、建丑”，实际排谱又有建亥。由《春秋》经传所载材料可知，鲁国建正的设置，春秋初期以建丑为主，少量年份为建寅或建子；中后期以建子为主，少量年份为建丑或建亥，这说明春秋时期鲁历的建正尚不固定，而西周历家对于冬至时日测定的准确度不会高于春秋时期的历家，所以西周历法建正摆动的频率会更大。故工程历谱的建正以子、丑为主，兼及建亥，应该是可行的。但在具体操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比如，从金文历谱的编制过程看，不置寅正将有一些历日不好协调，甚至会导致一年只有十一月的情况出现。在断代工程所编制的历谱中，如前889年建丑，次年又建亥；前863年建丑，次年又建子，结果使前889年和前863年这两年就只有十一个月，这恐怕不是西周历法的原貌。同时，金文历谱的建正，忽而建子，忽而建丑，也无规律可循，都容易给人造成一种以金文历日曲就历谱的印象。所以从推排历谱可操作性出发，建正可适当放宽限制是必要的，但西周历法的建正规律还是需要认真探索的，否则我们凭借金文历日所编制的西周年历谱就很难说反映了当时历史的真实。

此外，与历法有关的其他一些天象记录，作为推排西周金文历谱的重要依据，也是需要再作进一步研究的。如古本《竹书纪年》关于“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学者大都认为是日出之际发生的一次日食，断代工程通过天文方法推算和类似的日食现象分析，确定这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由此确定该年为懿王元年。这个结论我们是表示赞同的，但也要看到它隐含着一个认知上的前提，即“天再旦”必为日食现象。然而这个前提并非具有确定不移的性质，因为它不能有力地排除为其他自然现象的可能。如赵光贤先生就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这种“天再旦”也有可能是大风扬尘蔽日而后天色重开的天象[28]。从懿、孝、夷、厉诸世的年历难于安排的情况来看，似乎暗示这种分析也有一定的道理。一句话，像这种支撑年代框架的重要历点，是需要从方方面面作深入研究才能保证其结论的科学性。

又如《国语·周语下》记载“昔武王伐商，岁在鹑火”的天象，断代工程认为“当有基本的史实为依据”[29]。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另一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即伶州鸠根据他知道的克商之年按当时人们对岁星认识的规律所作的推断，一个“昔武王伐商”的“昔”似乎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若为前者，则必须严格按照此一天象的内涵来确定克商年的年代和月建。若为后者，则牵涉到伶州鸠所知克商年是否可靠，以及当时人们对岁星的运行规律认识到何种程度，有无岁星超辰方面的计算等等，换言之，即此一天象材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有多大，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使用此一材料。如果把这些问题都处理好，利用《武成》历日和《国语》这一辅助材料所考武王克商之年也就更加令人信服。

总之，西周历法天象方面尚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很多，以上所举不过是些重要的例子罢了。只有把有关西周历法方面的问题都弄得比较透彻了，金文历谱的推排才有科学的保障。

第三，关于铜器断代的研究。铜器断代研究对于金文历谱推排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正如天文学家张培瑜说：“解答西周年代这道世界难题，铜器断代是最关键的一步。只有正确地将铭文历日归属到各个王世中去，问题才有望破解。”[30]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课题以一个专题的形式，进行“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其成果已公诸于世[31]。此项专题研究以铭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为主，就其形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目的在于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断代工程以此为准则，进行西周金文历谱的推排，因而取得不小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铜器断代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单有类型学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因为类型学研究只能提供铜器铸作年代的大致范围，至于要落实到某一具体的王世，还得依靠铭文的内在联系，甚至于金文历日间的谐调关系。遗憾的是，断代工程在这方面的工作却相当薄弱，以至于在铜器断代时或多或少地发生定位不确的现象。比如铜器断代争论最激烈的康宫问题，并未给予合理的交待，就径采唐兰关于康宫问题的意见，置克钟于宣世，这不仅未能顾及了铜器类型学研究的成果，也与器主克所应生活的王世相去甚远，以致所考西周王年可能部分失真。又如虎簋与师虎簋的年代安排。二器所称文考均为日庚，祖考所司同为武职，故工程谓虎与师虎为一人。不过，二器既为一人所作，一般说来时间相距不会太远。工程历谱置虎簋为穆王三十年（前947年），师虎簋为懿王元年（前899年），历经三个王世，相距四十九年，总嫌远了一点。以虎二十岁开始担任武职，至六十九岁，时王还要任命他作高级军官，要求其“敬夙夜勿废朕命”，似非近情。按理，虎簋为穆世器，师虎簋置于共王元年比较合适，但其历日与共王年谱不合，却与工程懿王年谱相适。于是工程定师虎簋为懿王元年器。由于虎簋与师虎簋间隔过远，似乎视二器主人为一人证据有欠充分。从二器的铭文来看，虎的祖考是司虎臣，师虎的祖考是司左右戏繁荆，虎司“走马驭人”及“五邑走马驭人”，师虎职司同其祖考。这些区别说明二者存在非一人的可能性，有如利簋中的“利”与利鼎的“利”名同人异一样。这说明断代工程在铜器断代方面工作进行得还不够深入细致。

此外，有些金文历日不能合谱，一时难以找到如何合谱的办法，也无法究知其原因。如克钟与克盨的历日不能统一于同一王世，如工程置其于宣世不能合谱，我们分置夷厉二世效果一样。又如在我们改进过的历谱中，厉王年谱按四分说已有五器不合天，若再加日干支在“朔前二日”的两器共有七器。这种情况说明就算其中铭文铸作有误，也不会有这样高的比例。问题到底出在夷厉王年的推定上，还是出在铜器断代上，这些都是需要作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的。他如晋侯苏钟等铜器的断代，也需要将其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综合加以考虑，才有可能在最大的程度上复原西周古历的面貌，弄清西周列王的年代。

总而言之，西周金文历谱的推排并非易事，月相词语、历法规则、铜器断代这三个未知数必须一一正确解答，才能保证西周年代学研究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于金文历日考年来说，未来的研究工作就是解答这三个未知数的过程，这三个未知数一一消去，西周列王年代也就水清见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