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号“先王式”的金文断代
在王号“先王式”的金文中，有一部分对断代研究作用不大，尤其是在祖述文王、武王开国之功的颂词中出现的王号。例如：
（1）大盂鼎：“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
（2）中方鼎：“兹
人入事，锡于武王作臣。”
（3）班簋：“毓（育）文王王姒圣孙，……文王孙亡弗怀型。”
（4）乖伯簋：“朕丕显祖文武，膺受大命。”
（5）询簋：“丕显文武受命。”
（6）师询簋：“丕显文武，膺受天命。”
（7）
钟：“曰古文王……武王既殷。”
（8）师克盨：“丕显文武，膺受大命。”
（9）胡钟：“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土。”
（10）无
簋：“官司穆王遉侧虎臣。”
（11）毛公鼎：“丕显文武，皇天弘厭厥德，配我有周。”
上述第（2）器中的铭文是追述发生已久的武王时事，是说福族人在武王时称臣，并贡纳其土地。第（3）器是说毛国奉文王为始祖，毛国之君为文王之裔孙。第（7）器是微史家族历述文王、武王开国时的有关情况，与作器时代相去甚远。第（9）器铭中的“遉”读为贞，《广雅·释诂一》：“贞，正也。”则“穆王正侧虎臣”的穆王似应指穆王宫庙之类，故有其“正侧”。其他各器是说文王、武王以周代殷，拥有天下疆土，是接受了上天旨意的结果。这些器铭中的王号不决定金文的时代性，在断代研究中一般是不作为充分条件加以利用的。
另一类王号“先王式”的金文中，列王谥号在断代研究中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是决定铭文时代性的主要因素。此类彝铭有天亡簋、何尊、德方鼎、宜侯夨簋、作册大方鼎、小盂鼎、剌鼎、鲜簋、师
鼎、史墙盘、曶鼎、大克鼎等十二器。其中除曶鼎、大克鼎的断代有较大争议外，其余各器分歧不大。
在此类金文中，列王谥号对铜器时代的判定，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有些金文标有时王对先王的亲属称谓，明确地揭示出器铭制作的时代，鲜有疑义。例如：
（1）天亡簋：“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
（2）师
鼎：“王曰：‘师
……臣朕皇考穆王’。”
第（1）器说王之显考为文王，时王必为武王，则此器为武王时的标准器无疑。第（2）器说王之皇考为穆王，时王当为其子恭王或孝王。考虑到“师
曾立于穆王之朝，且曾告王善道，对穆王有所匡正，足见穆王死时此人的年岁不能很轻，他不能活到穆王的另一个儿子第八年。”[43]故此器应为恭王时的标准器。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金文对几位先王均称其谥号，时王仅称“王”或“天子”，则时王应为最晚一位先王的继位者。例如：
（1）宜侯夨簋：武王、成王、王
（2）作册大方鼎：武王、成王、王
（3）史墙盘：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天子
上述第（1）、（2）器中的“王”应为成王之后的继位者康王，故器为康王之世制作。第（3）器中的“天子”也应为最晚一位先王（穆王）的继位者，故器为共王时的标准器。过去按时王生称的原则对这类铜器断代，就常常产生矛盾。如宜侯夨簋，铭中有“国省武王、成王伐商圖”等语，陈梦家、郭沫若等以为武王、成王为生称，曾定此为成王时器。唐兰也同意时王生称说，但不同意说宜侯夨簋作于成王时代。他说：“西周初年，王号是可以生称的，但不能有两个王号同时生称，在成王时，武王已死，如果说武王、成王连书时，成王可以是生称，那就成为一个死了的王和一个活着的王连着说了，这在文例上是不该有的。……连说武王、成王，可以证明这个宜侯夨簋应在康王时期。”[44]唐氏解决了铭中武王、成王生称不能连书的难题，但对另一个与时王生称之义相悖的难题，即“王命虞侯夨”的“王”为什么只称王而不冠以生时王号“康王”却只字未提。又如史墙盘也有人认为是穆王时器[45]，然铭文穆王之后曰“
宁天子”，若“天子”为穆王，则与前言“祗显穆王”用语重复。当我们以王号为死谥的原则对这类金文进行断代，就没有这些麻烦了。
第三种情况是，有一部分金文说到时王对先王举行某种祭礼，因为已称先王的谥号，时王为其子则不难判断。例如：
（1）何尊：“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
（2）德方鼎：“王在成周，延武（武王）福。”
（3）小盂鼎：“王格庙，……周王、武王、成王……。”
（4）剌鼎：“王禘，用牡于大室，禘昭王。”
（5）鲜簋：“王在葬京，禘于昭王。”
上述第（1）、（2）器都说到时王举行福祭，前者是用于太室山祭天，礼仪与武王封禅时相同；后者是说时王从镐京来到成周，延致福祭于武王。这都是成王在位时应作的事情，故二器为成王时物，学界几无异词。第（3）、（4）、（5）器说到时对先王的禘祭，其中小盂鼎中所谓周王应为文王，因为武王之前只有文王曾有王称并有谥号，则此器所祭先王为文王、武王、成王，成王之后是否还有康王等人，以铭辞残泐不可确知。但仅此已知这是一种名叫殷祭的大祭，故禘祭高祖以下诸王。根据彝铭文王、武王、成王连称，一般定为康王时器。若铭中成王之后的残字非康王等王号，则这种推断无疑是合理的。而剌鼎、鲜簋所禘祭的先王均为昭王，时间也同在“五月”，很可能是在夏季举行的宗庙四时祭之一。《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这种四时之祭所祭先王必是血统最为亲近之人，故祭祀频率很高。可见在这里禘祭昭王的时王应为昭王之子穆王。且鲜簋有“惟王卅又四祀”，也符合文献记载穆王在位时间甚长的特征应，所以剌鼎、鲜簋应为穆王时器。
第四种情况是，铭文中的王号对其时代的判断有一定的指示作用，但缺乏确定性，尚需别的条件来加以鉴别。例如：
（1）曶鼎：“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大室。”
（2）大克鼎：“克曰：‘穆穆朕文祖师华父，……肆克恭保厥辟恭王’。”
在上述曶鼎铭中，所谓“周穆王大室”的“穆王”只是大室的限定词，表明大室这个建筑物是在穆王死后建造的。但一个建筑可以保留很长的时间仍能使用，故时王应为穆王之后在位的某王。至于到底为何王，单从这句话是无从判定的。正是由于这种王号在限定时代方面的不确定性，故需参照其他因素始可判明其时代。
关于曶鼎的时代，最早是王国维定为西周中叶物，但没有落实到具体的王世。
郭沫若继尔考定为孝王时器，他说：铭文“第一段有‘穆王大室’，知必在穆王后；第二段有效父当即效父簋之效父；第三段有匡，当即懿王时匡卣之匡也。”[46]这里说器铭必在穆王后是正确的，但谓本铭之匡为匡卣之匡，则证据不足。退一步讲，即便是此匡为彼匡，也只能证明本器可能为懿王时物，尚不足以定此为孝世之器。
陈梦家的见解又有不同，他说：“王才穆王之大室，则知此非穆王而是穆王以后的时王。此王不是共王，因为师虎簋曰‘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才杜
’，同是元年六月既望而日辰地点不同，后者右者井白是共王时人，则此有井叔存在的元年应该是懿王元年。此鼎铭第三段的匡和匡季与懿王时的匡或是一人。”[47]陈氏以师虎簋为前提来排除此为共世器的可能性，不只需要对月相名词有正确的理解，还必须对师虎簋的时代有相当准确的考定，这个前提才能成立，也才能据此将此器后推到懿王之世。至于井伯与井叔的关系是兄弟还是父子情况不明，也不好说他们一定不能生活在同一王世。可见陈氏定本器为懿王时物的理由也不充分。
唐兰则认为：“曶鼎里说到‘王在周穆王大室’是因为穆王刚死。鼎铭说：‘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是共王元年。师虎簋说‘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才杜
，格于太室’，比曶鼎早了一天。郭沫若同志把师虎簋放在共王时代，也证明了曶鼎应列入共王时代，不应放在孝王时代。”[48]唐氏以为此处的大室是刚刚建成的用于祭祀的穆王之庙，也是一种缺乏根据的推测，因为“唯王元年”并不一定意味着“穆王刚死”，须知穆王另一子继位为孝王也有元年，同样也可以到穆王大室进行某种册命活动。同时，即使曶鼎与师虎簋在历日上不发生冲突，也不足以肯定曶鼎就必是共王时物。
从上面对几家论断的分析可以看出，“穆王大室”对曶鼎断代的指示作用只限于肯定时王为穆王之后的某王，至于具体为共世、懿世还是孝世之铭，尚需参照别的条件来判断。过去也曾有学者从本铭历日方面推证其时代，结论仍不出此范围。由于曶鼎于今只剩下铭文拓片，所以对它的时代的推定只能从铭文内容的分析入手。曶鼎铭记“王在周穆王大室”册命，表明时王与穆王的关系至为亲密，这比较符合其子共王和孝王的身份。然共王时的重臣为井伯，这在趞曹鼎和师虎簋铭中都有反映。因此曶鼎中的井叔不管与井伯是父子或兄弟关系，都不当在共王时与井伯同朝用事，享有代宣王命的大权，是知井叔用事应晚于共王之世。近来，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之天象资料，确定该年为公元前899年，曶鼎历日与此年历谱相合，因被定为懿世器，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曶鼎的时代问题已如上述，大克鼎的年代情况又如何呢？
大克鼎中的“克”自述其文祖是恭保共王的，就一般情况说来，克的父亲大致与懿王一世对应，克与孝王一世对应，故有学者定此器为孝世物[49]。但是，考虑到穆王在位长达五十五年，其子共王与其孙懿王迭相继位后，又有另一子孝王加戴王冠，则共、懿、孝三王在位的时间必不甚长。所以唐兰说：“克的文祖师华父是保共王的，共王的孙子是夷王，因此克的时代应在夷王或夷王以后。”[50]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
关于大克鼎，郭沫若、唐兰均定此为厉王时器，除据铭中的共王谥号外，还有哪些因素可以参照呢？单就铭文内容来说，可资比较的重要线索莫过于其中的人物
季。
季其名，见于伊簋和1975年出土的五祀卫鼎，但卫鼎中的
季仅是邦君厉的属吏，与大克鼎和伊簋中作为傧相陪伴受册命者出现在周王左右的重臣
季可能不是一人，不好据以比较其时代的先后。而大克鼎与伊簋中的
季其身份是一样的，自然时代相同。郭沫若说：“
季亦见伊簋，彼铭言‘王廿又七年’，因知此鼎当在厉世。”[51]因为从文献上看，从未有说夷王在位有二十年以上者，如《史记正义》、《御览》八十四引《帝王世纪》作十六年，《通鉴外纪》为十五年，今本《竹书纪年》为八年。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这里说夷王身染恶疾，诸侯都为他的健康祈祷，可见他不是长寿之人，在位时间不会太长。是知伊簋“王廿又七年”不属夷世而应属厉世，与其同时的大克鼎亦当为厉王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