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历日推考的误差

二、金文历日推考的误差

持月相定点新说的学者，并不止于对月相问题做理论上的探讨，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上以此作为金文历日断代和西周列王考年的路标。这就需要对其所考金文历日的具体结果作进一步的考察，看是否真正与实际天象相吻合。

由于莫非斯所拟历谱的明显错误，劳干在从事金文历日的具体推考时又放弃了先前主张的定点说，所以他们的作业情况可置不论，这里只就刘启益、李仲操二氏的研究结果略作分析。

刘启益根据自己对月相含义的理解，曾对纪时要素完整的35件器铭加以考索[73]，不仅一一落实了各器的绝对年代，而且据以考出自穆王至共和时诸王在位的绝对年代。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但正确与否尚需检验。按说，不管刘氏用什么方法，也不管所考列王年代是否可靠，起码铜器历日所属绝对年代的实际天象，应与他对金文月相的解释相合。这是金文历日断代的基本要求，也是刘氏努力追求的目标。现在就根据张培瑜的《中国先秦史历表》加以验证。为清眉目，列表如次：

从上表可以看出，实际天象与刘氏月相说相合的只有七器，仅占总数的20%。即使相合的七器严格说来也有误差。如曶鼎与师虎簋在刘氏看来为同年同月器，一月之中十六、十七均为既望，不能不说与其月相定点的旨趣相忤。又如刘氏以新月初见的次日为既生霸，而伯克壶若为前802年器，则是年七月癸巳朔，合朔在16h50m，在初三才能见到新月[74]，故此日只能是初吉而非既生霸，他器既生霸的情况与此相类。这样，除初吉两器与实际天象吻合外，余皆不合。尤其是有十七器所属年代，当月根本无其干支，这种情况常常被刘氏称为“错一位相合”，即相距一月其干支相合。如果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建正的调整，在历理上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同一年则不可能有两种建正，如卫盉与师晨鼎，刘氏均置于前942年，前者“三月既生霸壬寅”在初五，后者“三月初吉甲戌”却无此干支，就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了。总之，刘氏对金文历日的考年不与他的月相定点新说相应，不只说明他的定点说靠不住，而且说明他对铜器历日的考年以及建立在铜器历日考年基础上的西周列王年代体系也靠不住。

刘氏对于铜器断代研究功力深厚，也不乏有价值的见解，在这方面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他对铜器历日的考索，由于方法的疏误，却很难让人接受。刘氏在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铜器历日系联法，一方面用以推知月相的含义，另一方面用于判断器铭所属王世是否相同。这种曾为很多学者使用过的方法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但也是有条件的。黄盛璋曾就此拟定过一些原则，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现抄录如下：

（一）同一器铭中前后两日辰。

（二）同一作器者时间相接之器。

（三）同月或前后月，日辰相接，而又同一地点、傧相（右）、或史官。

（四）同在一年或年次相次，日辰相接，而又纪事前后相联系，证明年月确属相同，但最多以一年为限。[75]

上述第一条原则涉及的器铭如乍册卣，本是推考铜器历日最好的材料，刘启益舍弃不用不说，还径改其历日干支以牵就自己的月相定点说，太过自信。至于后面三条原则无非是说进行历日联系的铜器必须确属同一王世，且以日辰同在一年或年次相次为宜。如遇甗与臤尊是否确属同年之器，尚难完全肯定，不好据此得出既生霸确为初四的结论。而在其他铜器历日的联系中，刘氏主要以大、小月相间排比，有的相隔五、六年不置一闰，有的相隔七、八年仅置一闰，这绝不可能是西周历法的实际。由于历日联系中年次相隔过远，必然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如置闰究在何年，其间是否有失闰失朔发生，是否需要有连大月的安排，都很难估计，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日辰安排得比较周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故有的学者（如董作宾）不惜耗费大量精力，力图创制合天的西周历谱，以便在进行铜器历日联系时有所凭借。但刘氏不曾去做这个细致的工作，也不大愿意借鉴别人的成果，仅按自己对西周历法的理解，就进行大量铜器历日的排比以考周年，并坚信自己对月相的理解是正确的，对铜器历日的考年也是正确的，对共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的判定同样是正确的，着实让人费解。

接下来，我们看看李仲操对金文历日断代研究的情况。

与刘启益相比，李仲操在进行铜器历日的系联时，更为注意历法规则，如十九年置七闰，并有连大月连小月的安排等。李氏将书器历日依王世归类，并确定各王世的基准历日加以联系，在推算出相对日序与绝对日序后，再排列各年月首干支表，进而连缀成周王在位年数与月首干支表，金文历日年代也由此得以落实。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李氏不像刘启益那样时时参照《日月食典》一类历表，他认为董作宾等人的历谱“不免与实际相距尚远”，而张培瑜的《冬至合朔时日表》固然与古时实际天象吻合，“但西周历法能否达到如此精确程度”[76]也是问题。这就是说，不管什么历表，与实际天象有距离也好，还是与实际天象相吻合也好，均不足观。诚然，这些历谱并非西周实际用历的再现，但作为探讨西周历法的工具来使用还是可以的。因为当时人们注重月相，而“月有阴晴圆缺”，这是人们可观察到的，不管其时历法怎样粗疏，总不至于把月缺说成月圆吧！如果李氏对西周铜器历日的考察符合当时的实际，至少他对月相的定点应该与实际天象相合。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利用张培瑜的《中国先秦史历表》对他的月相说进行验证。在李氏后来的文章中，如《对武王克商年份的更正》[77]，也开始用张表来校核有关历日，表明使用这种方法大概还不违背李氏的宗旨。现在我们就把李氏对铜器历日（四要素俱全者）的考年，与张表的月朔和干支日序对照一下，看与其月相定点新说是否相合。亦列表如下：

在上表中，是以月朔为月首推算铜器记日干支的日序的，这与李氏主张当时以朏为初吉并定点为初一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要与李氏的月相说对校，还必须将日序提前一至二天始符合其原意。遗憾的是，结果在历日完整的51器中，竟无一器与其月相说相合。即以表中的兮甲盘论，提前一日似相吻合，但严格说来，当月合朔在20h29m，应于初三才能见到新月，若以初三己巳（朏）为月首，庚寅为二十二日，也与李氏定既死霸为二十三日相差一天。其余各器差距更大。即使改建子为建丑加以验证，亦复如是。可见李氏对铜器历日的考年以及据以建立的西周列王年代体系，也是有问题的。

李氏对铜器历日考年的结果，之所以存在与实际天象不相吻合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月相的定点缺乏依据，二是脱离合天历谱的正确运用。李氏提出新的月相定点说，并未出示过硬的证据，只是感觉理应如此，至于说铜器历日可以验证他的说法，也只是一种循环论证给人造成的错觉。一方面声称他对月相的定点与铜器历日印合，另一方面对铜器历日的推考却又以其定点说为前提。如作册卣中的既生霸与既望本来存在多种可能的对应关系，李氏只是选取既生霸为初九、既望为十四这一种。在推算两器历日的绝对日序时，所谓连大月连小月也缺少一定规则，实际只是调适铜器历日与其定点说相矛盾时的工具。李氏拒绝合天历谱的使用，试图从铜器历日的联系中，找出事实的真相，编制出合符西周实际的年谱，这种愿望是很好的，但做起来实非易事。因为不参以合天历谱，任何月相说都无以辨其是非，而铜器历日的考求若离开其月相要素，就根本无从着手。所以李氏的研究方法不免有误，所得结论自难取信于世。他如铜器断代与基准历日的确定也都存在一些问题，就不一一加以评述了。

从上可见，几家月相定点新说及其金文历日断代研究，虽不乏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从总体上看都是无法成立的。旧的月相定点说不妥，新的月相定点说也面临许多困难，这不能不使人们深深地感觉到，月相不应是定点的，定点说也不能用于指导金文历日断代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