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宫为康王之庙说的初步检讨
在王国维、罗振玉之后，主张康宫为康王之庙的学者，以唐兰最力，影响也最大。
1934年，唐兰发表《作册令尊及作册令方彝铭文考释》[11]一文，不只称“周公宫”为周公之庙，“康宫”为康王之庙，还对京宫、康宫的解释作了新的发挥，认为周世于京宫祀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于康宫祀康王以下诸王，康宫所祭以康王为始祖，继之昭王曰昭，其庙即康昭宫，穆王曰穆，其庙即康穆宫。共王更为昭，则懿王为穆。孝王更为昭，则夷王为穆，康宫
太室即夷王之庙。厉王更为昭，康剌宫即厉王之庙，则宣王为穆，至幽王而宗周遂亡。是康宫所祀凡有九世，因称“康宫为其总名，而昭穆以下各为宫附丽于康宫也。”几十年后，唐兰针对郭沫若、陈梦家对其康宫说提出的诘难，又先后写了《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12]两篇长文，进一步申论康宫即康王之庙的论点，主张“铜器上有了‘康宫’的记载就一定在康王以后”，并以此作为西周铜器断代的一个标尺，把令方彝、令簋以及相关的数十件铜器定为昭王时物。又说令方彝中的周公是第二代周公，“周公子明保”是周公旦的孙子，令簋中的王姜为昭王之后，伐楚为昭王南征之事，南征时伯懋父还负有伐东夷的军事重任等等，这些结论都是其康宫说的进一步引申，其实际意义在于把郭沫若、陈梦家等对周初铜器断代的大部分成果予以推翻。自此之后，学术界信从唐氏康宫说的相当普遍，甚至誉之为康宫原则，在西周金文断代中遵行不渝。
唐氏认为康宫是康王之庙，在论证上可以说是别树一帜。他不是从判定令方彝的时代入手来分析康宫的含义，而是先行证明康宫是康王之庙后，再以此为前提把令方彝、令簋等一大批铜器确定为昭世之物，致使西周铜器断代出现严重的分歧。这里，我们先初步分析一下唐氏对康宫性质的论证，至于令方彝、令簋的年代以及所涉王姜、明保、伐楚等问题则留待下一节再谈。
唐兰把康宫理解为康王之庙，曾举出四条理由，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从令彝铭里京宫和康宫的对列可以看出康宫是康王的庙”[13]。唐氏说京宫（又称京太室）原在镐京，当周公营建成周时也仿照宗周盖了“京宫”，并引《逸周书·作雒解》“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之文，谓“京宫”即此“宗宫”。令方彝中“明公所祭，在‘京宫’之后的‘康宫’，其地位正相当于‘宗宫’之后的‘考宫’”。唐氏据《诗·大雅·下武》说京宫所祭对象为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等五人，成王即是京宫里的“最后一个宗”。这样，紧接京宫之后在康宫祭祀的就一定是康王，故康宫是康王之庙；又由于康宫是考宫，令器自然作于昭王时期。看起来，这个论证过程十分复杂，实际上关键的地方只有一处，这就是何以知之京宫所祭必是太王至成王五人？下面我们就看看唐氏所引据的《诗·大雅·下武》到底能不能说明这个问题。
《下武》一诗凡六章，兹引前四章如下：
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士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这是一首赞美武王、成王能继承先王功德的诗。诗中的“三后”毛传说是太王、王季、文王，“王配于京”的“王”指武王，与《礼记·中庸》所说“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相印合，是无可疑。但诗中“成王之孚（信）”的“成王”，郑笺为“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清人陈奂亦解作“成是王事也”，均与“世（代）有哲王”的诗意不合，确实不如唐氏把“成王”解为武王之子诵更得诗义。不过问题在于，唐氏说“王配于京”是指武王在这时已经列入京宫配享里面去了，则有可商。不要说释“京”为京宫比较勉强，就是释“配”为配享也有些离题。因为“三后”是与武王相对为言的，前句说“三后”神灵“在帝左右”[14]，知后句非指武王死后配享于宗庙，否则就应说四后在天，不会把文献和金文中常常以“文、武”并称的武王搁置一边。所以“王配于京”还是可从郑笺解作“武王配行三后之道于镐京”较为允当，诗中“永言配命（长配天命）”本身就是很好的内证。《下武》一诗不仅难以说明武王被列入京宫祭祀，而且没有丝毫迹象可以反映成王是京宫里最后一个宗。唐氏说“《下武》这首诗是成王时做的”，成王时代的诗怎么可能反映成王死后被列入哪一个宗庙祭祀呢？再说金文中另有“成宫”（曶壶）和“成大室”（吴方彝），依唐说当是成王之庙，这就意味着祭祀成王已有单独的宗庙，又有什么必要再附丽于“京宫”呢？于是唐氏又取证于周人的昭穆制度，说“京宫之祀，必及成王。”[15]关于周人的昭穆制度容后再谈，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下武》并不能提供京宫是专祀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的宗庙的确证。因此，即便康宫是考宫，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判断紧接京宫之后祭祀的就是康王，以证康宫就是康王之庙。
唐兰引据多篇金文提出第二条理由说，“康宫又称为‘康庙’或‘康寝’”，“都是康王的宗庙”，是很自然的。康宫即使可以叫康庙、康寝，只能说明康宫具有宗庙功能，要说自然就是康王的宗庙，并无坚证。至于曶鼎说“王在周穆王大室”，伊簋说“王在周康宫，旦，王格穆大室”，唐氏认为“周穆王大室”显然就是“穆大室”，似乎可以证明康穆宫是穆王之庙。实则曶鼎、曶尊器出宗周[16]，曶鼎所言“周穆王大室”也应在同一范围，与成周的康穆宫大室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又大克鼎说“王在宗周，旦，王格穆庙”，若“穆庙”即“周穆王大室”，就更能说明“周穆王大室”必在宗周，无法类比康宫的“穆大室”。所以要说康宫的“穆大室”就是穆王之庙，并由此类推康宫或康宫大室为康王之庙，康某宫或某大室为某王之庙，理由尚欠充分。
唐兰又引据《春秋》、《左传》、《国语》里有关夷宫、庄宫、平宫、襄宫、桓宫、武宫等文献材料提出第三条理由说，“用王号或诸侯号谥放在宗庙名称的‘宫’、‘庙’、‘寝’或‘太室’、‘世室’等上面作为专名，是周和春秋时期十分通行的”，以此“来证明康宫是康王之庙”。诚然，那时是有用王或诸侯的号谥来作为宗庙名称的，但要说是通例则不尽然，特别是西周更是如此。正如吾师赵光贤先生分析的那样，“从西周金文来看，则远比这个复杂，有的以人名为宫名，如庚嬴宫（《庚嬴卣》），师汓父宫（《牧簋》），师录宫（《谏簋》等）；有的以官名为宫名，如大师宫（《善鼎》），有的用各种名称，我们还不清楚它的来源，如
侲宫（《大簋》）、般宫（《趞曹鼎》）、
宫（《史懋壶》）、华宫（《何簋》），诸如此类甚多，并非王之宗庙，怎能肯定康宫就一定是康王之庙？”[17]这个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从西周的历史实际看，周王谥号用字没有太多的限制，也用不着去刻意避讳。如成王在位时东都已名成周，宣世
簋、虢季子白盘均有宣榭之名，均不妨碍成王、宣王以成、宣为谥号，故成王时有康宫之名，康王死后以康为谥；夷王时有厉宫之名，厉王死后以厉为谥，均不足怪。又如武王、穆王已为谥号，其后却仍有周朝大臣名武公、穆公者，故周王在康宫增建新的宫寝以昭、穆命名就更无大碍。所以康宫诸宫名与部分周王谥号相同，并不表明二者必有某种内在联系，可以把康宫或康某宫视为康王或某王之庙。
唐兰提出的第四条理由是，根据周人昭穆制度在宗庙里所排昭穆的次序提出天子五庙说，因称京宫与康宫所祀均为五王，以证康宫是康王之庙。周人的昭穆制度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弄清，这里也不打算作太多的探讨，惟一想强调指出的是，不管周人昭穆制度的具体内涵如何，体现在庙制上也决不可能是天子五庙。固然，说天子五庙也有文献作依据，如《礼记·丧服小记》说：“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郑注：“高祖以下与始祖而五。”但是文献也有天子七庙甚至九庙的记载，如《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郑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太祖后稷。”类似的例子还见于同书《礼器》、《祭法》及《荀子·礼论》、《穀梁传》僖公十五年等。此外，汉魏时刘歆、王肃还有天子九庙的说法[18]。在这天子五庙、七庙、九庙等说法中，唐氏以为“七庙、九庙等说都是秦汉以后逐渐增加的”[19]，西周“实际还是五庙”。为此，唐氏举了两个例证。第一个例证说“京宫里是五庙，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是一个始祖和二昭二穆。”这个问题本身尚待验证，现在却成了周室五庙制的证据，反过来周人的五庙制又成了京宫所祀为太王至成王五人的理由。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循环论证，算不上证据。第二个例证说“在宣王时，康宫里也是五庙，即：康宫、昭宫、穆宫、夷宫、厉宫”。这种说法更是疑点重重。一是在京宫太王是始祖，在康宫却以康王为始祖，这与宗庙所祀始祖为不毁之庙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再说康王又有什么理由成为周庙的始祖而享有独尊地位呢？二是康宫五庙并不包括共王、懿王、孝王三庙，就算宣王立庙时可以毁入昭宫或穆宫，但夷王、厉王所立亲庙必有共、懿，何以一无所见呢？三是按唐氏天子五庙说，似乎只有康王和宣王才有立庙的资格，这就是康王立京宫五庙，宣王立康王五庙，那么其他周天子为什么无需立庙？如果可以立庙又是几庙呢？这些问题都不是静态的天子五庙说可以解释的。我们认为，在西周宗法制度下，天子七庙说可能更接近历史实际，这从当时诸侯实行五庙制则天子不应与诸侯无别即可推知。请看下面两个事例：
例一，师臾钟铭云：“师臾肇作烈祖虢季、宫公、幽叔、朕皇考德叔大林钟。”在这里，师臾作大林钟提及高祖、曾祖、祖父、先父四人，表明他们与师臾关系最为亲近。从师臾的高祖称虢季（即师
鼎中的虢季易父）来看，这可能是王季之穆即虢仲、虢叔的某一支裔，当属姬姓贵族。若师臾立庙祭祀祖宗，除上述四个亲庙外尚得加上始祖虢氏，由此而成五庙：
［始祖］……虢季→宫公→幽叔→皇考德叔→（师臾）
这个家族是否身为诸侯尚不得知，但作为天子之卿士其地位与之相当，可以折射出当时诸侯实行五庙制的事实。
例二，在史墙盘及
钟有关器铭中，史墙与
父子称颂祖考功德所提及的人物也应与当时庙制有关。史墙盘说“静幽高祖，在微灵处”，知此高祖为微国始封之君。而“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是人周后微氏又被封于周原，为畿内之国。除此史墙还说到“通惠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等祖考。在
钟诸器中，
未言及“静幽高祖”，以
与墙为父子关系，所尊始祖不会有别。据
钟（一）、（三）之铭，
说到的祖考有“微史烈祖”、“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等，其“皇考丁公”就是
的父亲史墙。微氏是殷遗民，为子姓贵族。这两组铜器铭文所反映的微氏家族的庙制与上一例略有不同，即同有高祖、烈祖之庙，则亲庙不为四而为三，但庙数为五是一致的：
始祖→烈祖→乙祖→亚祖祖辛一→文考乙公→（史墙）
始祖→烈祖………………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
）
如果说上一例还无法判明师臾家族是不是封国诸侯，则本例就十分明显了。尽管其庙制的内容与文献所载有些区别，但诸侯为五庙制还是比较清楚的。在西周堪称森严的等级制度下，诸侯实行五庙制，按“礼有以多为贵者”[20]的原则，周天子就不会再是五庙制，否则君臣之礼何在？这就是说，就算京宫、康宫都是天子的宗庙，也无法保证只是五庙之数，更无以证知康宫是以康王为始祖的宗庙。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唐兰所举的四条理由看上去相当雄辩，但不少论据未必符合事实，建立在这些论据基础之上的康宫为康王之庙说，还不足以使人完全信服。下面我们对令方彝、令簋制作年代的推考，会更有力地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