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断代失误造成的历日错位

三、铜器断代失误造成的历日错位

由于金文历日入谱有其波动性，除了需要可靠的年代框架予以制约外，准确的铜器断代也是保证历日入谱不致错位的重要条件。美国学者夏含夷认为，“具有完整历日的铜器断代的相对性优先于其绝对性，也就是说，在王年没有证实之前，历史的标准（艺术的标准，包括书法、铭文内容、人名）优先于历法的标准。”[56]。张培瑜也指出：“如果通过彝铭研究，把西周历法解决得好，则西周铜器断代和年代的问题有可能解决。反之，如铜器断代的工作做得很细、很有把握，也有助于解决西周历法和年代问题。”[57]这都是研究有得的真知灼见。可惜正是在铜器断代问题上，董作宾、张汝舟的种种处理有欠周到。而张闻玉更认为，“以历日勘合天象为主要手段，再辅以形制、人名、史实进行断代，应是准确可靠的方法。”[58]这种把历法的标准置于优先地位，过高估计其作用的做法，使铜器断代工作在制约铜器历日的波动上显得无足轻重，势必影响到金文历日入谱定位的真实性。从表面上看，他们所引证的铜器历日多能合谱，似乎可信，实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铜器历日的波动性，并忽视铜器的正确断代，以曲就历谱所造成的假象。

对传统定点说派来说，在西周中期即穆、恭、懿、孝、夷诸世，各王年代的推考几乎完全取决于铜器历日排谱定位的绝对年代。因此，准确判明有关纪年铜器的时代，显得至关重要。

拿夷王的在位年代来说，董作宾、张汝舟都把兮甲盘作为基准历日，以考求夷王元年的绝对年代，但此器记事是否属于夷世，却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

兮甲盘作为宣王时器，经王国维、郭沫若等先后考定，学界多所从之。但董作宾、张汝舟因把金文“既死霸”定点为朔日，就无法将盘铭“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套合宣世历谱，故只有另置于夷世。张汝舟又证以《后汉书·西羌传》“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伐太原之戎”，以为与铭记“格伐玁狁”密合无间[59]。可是我们翻检此传，发现夷、厉、宣、幽诸世，于太原之戎均有战事，不好只框定在夷王一世。而《诗·小雅·六月》记宣王时“薄伐玁狁”的大将吉甫（父），与铭文中出征玁狁的兮伯吉父（兮甲），名相同，事相应，视同一人，应无违迕。可见定兮甲盘为宣王时器比置于夷世可能要合适得多，其历日似不可用于推考夷王之年。

又如张汝舟在《西周考年》中，通过铜器历日勘合的结果，定牧簋为孝王七年器，走簋为孝王十二年器，休盘为孝王二十年器。但细绎诸铭内容，发现此与相关史实多有抵牾。其一，休盘不宜置于牧簋之后。休盘中的益公为“牧”之父，牧称其为“文考益伯”，则休盘中“益公右走马休”，必在牧簋之前的王世。其二，走簋中有司马井伯作为时王册命的傧相，而井伯最早见于穆世器长盉，其后共懿之世亦屡见其铭。其职由一国诸侯入朝而为司马，进而成为首席执政大臣，显要一时。但走簋只称“司马井伯”，说明当时还未达到首席执政大臣的高位。故仍可从郭沫若、陈梦家、唐兰定为共世器，不宜用于推考孝王之年。其三，牧簋铭文显示当时益公已经过世，而益公是共王时的执政大臣，其子“牧”当生活在共世之后。但牧簋确切的制作年代在共王之后的何一王世，尚需别的条件加以鉴别，不可遽定为孝世之器。这说明张氏用于推考孝王年代的三件器铭，都有可能存在断代不准的问题。

如果铜器断代失误，不仅考不准铜器历日的绝对年代，而且对正确的王位顺次也可能形成错误的观察。张闻玉所作《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60]即是其突出表现。

关于西周中期的王位顺次，《史记·周本纪》有明确记载：“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繁扈立。……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夷王崩，子厉王胡立。”比照《殷本纪》所记殷商世系仅其先公报乙、报丙、报丁小有失次，则所记西周中期诸王世次，发生错乱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是不宜对共、懿、孝、夷的王位顺次轻加否定的。但张闻玉通过对铜器历日入谱的考察结果，认为《史记》关于西周中期王序的记载是错误的，“共、孝、懿、夷，这才是西周王序的历史真实”。事情果真如此吗？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张闻玉的结论是怎样得出的？其可靠程度到底有多大？

在张闻玉推考共、懿、孝、夷王年的过程中，师鼎与王臣簋作为基准历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师鼎为孝王时器，王臣簋为懿王时器[61]，并将前者历日解为孝王八年正月丁卯朔，后者历日解为懿王二年三月庚寅朔。在此前提下，再去比勘张汝舟拟定的共夷之间的历谱，可找到前921年建亥与师鼎历日相合，前915年建丑与王臣簋历日相合。这样，懿世器的年代便被移到了孝世器之后，于是据以提出孝王继位应在懿王之前的新看法。他说：“由于《师鼎》与《王臣簋》的王世一经确定，借助铜器历日本身，得以纠正史籍记载的西周王序‘共、懿、孝、夷’的错误。”

这个结论虽然惊世骇俗，但并不可贸然相信。一是定师鼎为孝世器缺乏足够理由，二是用师鼎历日考年也缺乏充分条件。

1974年陕西扶风发现的师鼎，以其铭有王曰“朕皇考穆王”，一般都认为是共王时代的标准器[62]。唐兰却说：“扶风县强家生产队的师（音载）鼎，铭文中的周王说他的皇考是穆王，我先认为是共王时器，后来发现是错了，这是穆王另一个儿子，共王之弟孝王时的器。”又说：“这个鼎的形制、纹饰、铭文字体等看来都较共王为晚。铭中所说伯太师，见于伯太师盨。宋代出土的克尊说：‘伯太师锡伯克仆卅’。均当属于西周后期。因此定为孝王时。”[63]唐氏此说与铭文的有关内容似不和谐，李学勤曾经指出：“师曾立于穆王之朝，且曾告王善道，对穆王有所匡正，足见穆王死时此人的年岁不能很轻，他不能活到穆王的另一个儿子第八年。”[64]张闻玉自己也说：“因共王、孝王为兄弟辈，难以从形制、纹饰、铭文字体上划分时代的早晚。靠人名‘伯太师’系联西周后期器物，更难令人信从。”这足以说明师鼎是不宜定作孝世器的。

尽管如此，张闻玉仍然相信师鼎“唐兰氏定为孝王器，不误”。又补充论证说：“《师鼎》：‘隹王八祀正月，辰在丁卯’，即隹王八年正月丁卯朔。我们据此比照共王铜器——元年《师虎簋》：‘隹元年既望甲戌’，十五年《趞曹鼎》：‘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则与《师鼎》历日不容。足见《师鼎》非共王器，故定为孝王器。”此处所说的惟一理由，原来是师鼎与其推定的共世历日不容。其实，就算是张闻玉依据的共世历谱绝对正确，不可违背，师鼎的历日也不存在与其不容的问题，因为师鼎的历日尚不具备单独用于考年的足够条件，它可以置于任何王世之八年而不发生冲突。

这得从师鼎铭文“惟王八祀正月辰在丁卯”说起。

铭中的“辰在丁卯”，张闻玉认为就是“朔日丁卯”。据他研究，“迄今已发现‘辰在××’的器物已达二十四件之多，细加考察，无一不是朔日。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令彝》：‘隹八月，辰在甲申……隹十月，月吉癸未。’月吉即初吉，即朔。……无论月大月小，《令彝》之十月癸未朔，必有八月甲申朔，中间无闰月可插。”从这个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看，所谓“辰”为朔日，无非是从初吉必须定点为朔推论出来的。前面我们曾据簋、鼎历日讨论过，金文的初吉可指朔日但并不以朔日为限，也可涵指月初几日，则令彝中与“月吉癸未”相对应的“辰在甲申”，就很难说必为朔日，如“月吉癸未”是初五，“辰在甲申”也可能是初五，余可类推。退一步讲，就算令彝铭中的“辰”是朔日，也不能由此一例归纳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董作宾对此所持态度就比较客观，尽管他认为本铭之辰“似指朔日”，但“金文中常见辰在某干支，多指日辰”[65]。这是对的。若金文中“辰在××”均指朔日，像善鼎铭云“惟十又一月初吉，辰在丁卯”，已先言朔日初吉，为何又言朔日丁卯？古人为文纪日恐不至于如此叠床架屋，在光宗耀祖的宝器上赘其蛇足。所以在理解金文“辰在××”时，还是按通常取义为日辰比较妥当。从文献上看，“辰”除可以理解为“日月之会”即朔日外，也有时日的含义。《尔雅·释训》：“不辰，不时也。”郭璞注：“辰亦时也。”《仪礼·士冠礼》“吉月令辰，乃申尔服”；《国语·楚语下》：“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吕氏春秋·孟春》“乃择元辰”，均为其证。故无必要把金文中“辰”限定为朔日一义。

由于“辰在××”非朔日专称，师鼎铭文“惟王八祀正月辰在丁卯”就无月相可供推其历朔，故不具备用以考年的充分条件。像这种没有月相要素的铜器历日波动性太大，可以适合任何周王之八年，即使建子不合，建丑也必定相合。因此师鼎的历日不可能与共世纪年铜器不容，不可把它从共世器群拿到孝世器群中去，更不可以其要素不全的历日，来比勘历谱给孝王八年定位。张闻玉把师鼎作为推考孝王年代的基准历日，并据此提出所谓“共、孝、懿、夷”才是西周王序的历史真实，恐怕是需要再加斟酌的。

总之，传统的月相定点说在理论上已显得捉襟见肘，在用于金文历日断代实践中又面临重重矛盾，远未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所考年代更说不上是历史的真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