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说对金文历日断代的启动
运用铜器中的历日要素进行断代，可以上溯到宋代。从现存文献材料来看，最初进行这种尝试的是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他在《考古图》卷三《散季敦》的考释中率先使用了这一方法。散季敦铭云“惟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吕大临“以太初历推之”，认为本铭作于武王即位四年伐纣之岁八月丁亥朔。在这里，吕大临只是简单套用刘歆《世经》中的年历，以事推演，结论当然说不上可靠。但他认识到金文历日可以用于断代，给后人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思路，是其贡献。
在吕大临之后，数百年间无人追步，至晚清罗士琳始略踵厥法，用以考察无
鼎的年代。无
鼎铭有“司徒南仲”其人，但文献中的南仲一为文王之属，一为宣王之臣，不好据以确定器铭的时代。道光壬寅年（1842年）罗士琳作《周无專鼎铭考》，运用四分周术编排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受命九年、宣王四十六年之长历，排除文王时期任何一年有“惟九月既望甲戌”的可能性，从而把无專鼎确定在宣王十六年，以为是年“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既望甲戌为月之十七日，与鼎铭合。”[11]
次年癸卯（1843年）秋，平定张穆师法友人罗士琳之术，对虢季子白盘历日“惟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予以考演，认为“此盘与焦山无專鼎皆周宣王时物也”。并谓是年“周正建子月，为乙酉朔，其丁亥乃月之三日也。焦山之鼎有月日而无年，得此盘相证，其年代益显，而次球（士琳）推策之精，亦因之愈著，为之快绝。盘铭与《小雅·六月》皆记宣王北伐时事。”[12]
罗、张二氏使用历术进行铜器断代，令人耳目一新，一时备受推崇，叹为精审。其实，罗、张定无專鼎与虢季子白盘为宣王时器虽无误失，但所操历术并不合天，像阮元那样赞其考演“毫无所差”[13]是有些过头了。此外，从吕大临到罗士琳、张穆，他们在利用金文历日断代过程中，都对月相问题注意不够，所以未能形成自己特有的见解。这表明金文历朔断代法在创始之初，还是颇为粗疏而不得要领的。
能够自觉将金文历日四要素综合加以考察，并用于铜器断代的实践中去，当推近世著名学者刘师培为第一人。1910年他发表《周代吉金年月考》[14]，选择备书年月日的铭文三十余篇，其中绝大部分具有月相要素，然后“以三统历、周历为主，以殷历、鲁历为辅”，推其历日所属王年。当时俞樾的《生霸死霸考》早已问世，其月相定点说自然要对刘师培产生影响。故刘师培对金文中月相含义的理解，大体不脱俞氏之窠臼。但变通之处也是有的，因此对所选铭文月相的处理，便出现这样的结果：
初 吉：朔日、二日、四日、六日、十二日、十五日。
既死霸：朔日。
既 望：十五日、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
既生霸：十五日、十六日。
这种处理实际已经包含他对金文月相术语的全部见解。他袭用刘歆之说，以既死霸为朔日，并在历朔断代中加以演绎，合则取，不合则弃。如兮甲盘，人皆谓为宣王时器，他推得宣王五年“三月乙丑朔，庚寅为二十七日”，与铭云“惟五年三月既死霸（朔日）庚寅”不合，故谓“非宣王之器甚明”，并推定为厉王五年器。他也认同俞樾“望日既生霸”的说法，故对既望与既生霸都同时以十五、六日解之。如他对牧簋、伯克壶的考察，以为前者“既生霸甲寅”若定为宣王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后者“既生霸乙未”若定为穆王十六年十九日，均与既生霸不符，故曰“不可考”，以此存疑。但是，他认为初吉可以是朔日，义同既死霸；又说“盖既望犹之初吉，不必定属之朔日及十六也”，故把初吉从朔日延伸到十五日，把既望从十五日延伸到二十日。这些则是他从历朔断代实践中归纳出的新见。可见刘师培对金文中月相含义的认识，虽受定点说的支配，却也有自己一定程度的不定点意见。这对于王国维后来提出月相四分说可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刘师培这次金文历日断代工作，由于涉及的器铭多，时代跨度大，又有月相因素的引入，事属草创，所以暴露出的问题也就相当多。除了月相解释有误及用历不精外，其他毛病也不少。一是据以考索金文历日的年代框架，基本采信邵雍的《皇极经世》，并不具备将金文历日对号入坐的可靠条件。二是器铭时代判断不确，势必造成历日错位，如以小盂鼎为宣世器，师询簋为康世器，兮甲盘为厉世器，是其显例。三是误释金文干支，使历日定位南辕北辙，如臆解史颂鼎的“丁子（巳）”为丁亥、戊子二日，召伯虎簋的“癸子（巳）”为壬子、癸丑二日，史伯硕父鼎的“己子（巳）”为己酉、庚子二日，均是。诸如此类，被人讥为“乖违百端”[15]，致使刘氏在金文历朔断代方面发凡起例的开创之功黯然失色。
不管怎么说，无法否定的是，此次刘氏推考的纪年铜器不只数量较前人大为增多，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这就是把过去一直被忽略的金文“月相”第一次作为历日要素引入了研究之中，使历朔断代法开始向成熟阶段演进。其后金文历日断代诸家蜂起，流派纷呈，当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