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美德：个体、社会和宇宙

儒家美德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激发个体能力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表达。人们通常认为这些美德有善良、正义、体统和宽仁，它们构成了人们所说的个人行为准则。在遵守个人行为准则的前提下，个体、社会和宇宙的所有关系都得以实现。然而，还有一些美德，可以被称为美德之源或至全美德，它们主要关注个体的宏观层面或宇宙维度。这些美德有仁爱（仁）、真诚（诚）、崇敬（敬）、孝道（孝），这四种美德有着特殊的地位。

仁是一种特别的美德，也是一种至全美德。作为一种基本的、至全的美德，它可以表现为与天齐德：“最高的仁就是天地之仁，天就是仁本身。”[1]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就是仁，所以仁是所有存在的规范准则。在这个基本的美德角色中，仁使人视“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万物皆为人的身体心灵的组成部分”[2]。若要进一步表述清楚个人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统一，就需要借助仁说思想：若人不能自己激发生命中“仁”的美德，“他将与天地万物相隔千里”[3]。

“诚”翻译成英文是“真诚”（authenticity），《中庸》这本著作对它赞誉有加，阐述详尽。诚是一种美德，深植于个人存在的原始根本，成为一种能够改变人类社会和整个宇宙的终极力量。这种力量与天地和自然的力量息息相关，并与这些力量一起，创生、维持和改变宇宙本身。

“敬”翻译为英文是“崇敬”（reverence），它是禹在中华文明起源之初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美德。它散发出神圣且令人敬畏之意，个人不但以这种敬畏之心看待宇宙的最低和最特殊的维度，而且也致敬宇宙的最高和最普适的维度。这种崇敬的美德在其起源中被认为是终极美德，它不仅是后来发展某一特定美德的先决条件，还是发展出最有影响力的美德之源“诚”的先决条件。程颐指出，那些尚未获得“诚”这个美德的人，必须首先在内心树立起崇敬之念。崇敬这个词的内涵如此丰富，使用起来也有各种细微差别，在出现多重含义时，很难阐明其中所蕴含的更基本的意义。它似乎包含了对万物神秘感的敬畏，甚至是对个体自身存在的神秘感的敬畏，这种敬畏使人倾向于谦卑有礼，使个体特殊性能够在人类情感的最深处与万物的普遍性相融合。这种倾向使得相互存在和相互作用发生在特定的个体和外部广阔无垠的世界之间。通过这一美德，禹将自己的空间存在置于上有苍天下有大地的位置，放于东西南北四个极点之内。然后，他开始把人类事务按照时间与季节的更迭结合起来。他反复对人们，尤其是对属下的官员们强调：“要有敬畏之心，要有敬畏之心！”

孝道是一种与本源相联系的特殊美德。起源时刻是神圣的时刻，因为它们赋予生命以存在。这种从先前的不存在状态魔幻般地脱颖而出，进入到存在状态的能力，总是与另一个存在密不可分。人们对先前的存在应当给予独特而绝对的崇敬。这种美德既是一种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美德，又是一种道德的存在方式。没有孝道就几乎没有一切。现象的宇宙通过孝道这一美德的力量存在于它自身和它的所有关系中。儒家的伦理著作《孝经》上写道：“孝是上天的第一原则，是大地的最高标准，是人们的行为准则。”[4]这种对孝道的极力推崇不仅存在于中国社会，也存在于日本社会，尤其是17世纪日本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中江藤树（Nakae Toju）认为：“孝道是人类的根，没有了孝道，一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棵失了根的植物……把生命带给上天的，把生命带给大地的，把生命带给人类的，以及把生命带给万物的，皆为孝道。”[5]在一些场合，他把孝道想象成类似柏拉图的世界灵魂永恒说：“孝道存于宇宙，就如同人类拥有灵魂。它无始无终；没有孝道，就没有时间与万物；孝道与天地宇宙同在。”[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人与人的关联不是建立在任何宗教契约之上，也不是建立在任何社会契约之上，而是建立在宇宙的起源、结构和运转之上。如果认为人类社会中，人们通过某种“契约”走到了一起，就如同认为日与月、风与水彼此之间以某种协商的方式建立了正式的契约，这种想法是无稽而愚蠢的。

——节选自《中国传统中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宗教的文化语境》，见《儒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