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异化和重建

托马斯·贝里深受“二战”后欧洲存在主义运动的影响。当时，萨特和加缪的作品和小说被广泛传颂。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意义的瓦解导致人类个体之间、个体与周围世界之间产生了深刻异化感。贝里对异化根源的理解使他对人类的孤独和痛苦感同身受。此外，20世纪60年代，这种异化引发了另类文化，贝里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与60年代活跃的年轻人广泛接触，不仅在教学中与之交流，还对学生的奋斗与挣扎十分关心。经常可以看到贝里和一群学生在里弗代尔的百老汇餐厅边喝咖啡边吃烤奶酪三明治，讨论着意义和异化的问题。

贝里深刻地意识到异化现象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与隔阂。他尤其强调，我们正在与自然渐行渐远，由此造成了难以避免的伤害。

异化具有多种形式，贝里对异化问题给出的解药体现了他对宇宙和地球之间紧密联系的理解，这种联系孕育了我们，并且一直在滋养着我们。通过恢复这种关系，我们可以开始更新和重建疗愈过程。贝里意识到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谦逊，因为人类无法给予万物生命。“我们只能接受、捍卫、培养，偶尔能协助进行生命疗愈工作。”

贝里还认为，除了异化之外，孤独也围绕着人类，尤其是当人类自己远离自然、不把自己看作地球村的一部分时。他曾撰写《孤独与存在》一文，内容来自他1999年在哈佛大学“宗教与动物”会议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在该文章中，他以一种强有力的观点打动了观众，那就是宇宙不是客体的集合，而是主体的交融。事实上，“主体的交融”这个短语后来成了会议论文集的题目。

在那篇文章中，他以其独特的“相互包含”的表达打动了科学和宗教领域的学者。他在文中指出了有生命的世界和无生命的世界是如何建构内在的存在原则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与走兽、游鱼和飞鸟的互惠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地方的灵魂，这个地方可以是故地或要地，一处特别的荒野或林地，开阔的田野或草地，河流和山脉。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大自然中寻求更新和关系的再创造。人类与自然产生深刻共鸣的感觉广泛而持久。这就是艾德·威尔森和史蒂芬·科勒所说的“与生物亲善”。

尽管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可能已经丧失了这种亲善能力，但在试图拯救搁浅的鲸鱼、保护大象、帮助筑巢的海龟、守护候鸟和蝴蝶栖息地等的经历中，这种能力正在重现。这种超越异化和孤独，与一切生命共存的迫切愿望，是人类最大的希望源泉。因为这种共存的体验在我们心中点燃了一把火，让我们有了某种更宏大的归属感——归属于时时与我们相伴的伟大的生命之舞，并将我们与无垠深邃的奥秘相连，这奥秘让我们与万物紧紧相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