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一本书的写作乃是出于技艺；它并非自然生长出来。然而，如果一个人的写作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如目前的例子所示——那个清晰的界限就会开始模糊起来。此情此景，有太多欠负在集聚，太多感激要逐个奉上，有些甚至太大，以至于没有任何表达可以与之对当。在这类处境中，正如亚里士多德谈及向诸神、父母和哲学同道谢恩时所言，一个人必须尽其所能地回报，无论其所能报者如何远逊于其所欠负者。

书写，一如思想，本是孤独的活动；然而，在与我的朋友们相与探讨中，我的内在对话得到了丰富和激活，而在他们的反馈中，我的表达得到了加强。为此，我特别要感谢戴维斯（Michael Davis）、尼科尔斯（Mary Nichols）和华纳（Stuart Warner）。在我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工作发展过程中，我把这些工作呈奉给学术会议和大学校园里的善于聆听而又富于挑战的听众，从中听取了很多令我受益匪浅的回馈。这些机构包括安纳波利斯和圣塔菲的圣约翰学院（St.John's in Annapolis and Santa Fe）、芝加哥大学、波士顿学院、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圣母升天学院（Assumption College）、罗斯福大学（Roosevelt University）、哈佛大学、达拉斯大学、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波士顿大学和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我尤其要感谢我在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的研究生，无论毕业了的还是在读的：与他们一起，以一种持续历险的方式，我发展出了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在把这部论著付诸目前的出版形式过程中，我深感幸运的是承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特里内斯基（John Tryneski）的最初鼓励和持续支持。最后阶段的手稿曾受益于来自出版社的读者的评论和提问，也受惠于我的文字编辑卡拉维（Mary Caraway）的细致工作。

这部论著的研究计划是在几个夏天的集中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逐渐成形的。支持我的这些研究工作的有杜兰大学的奖学金、艾尔哈特基金（Earhart Foundation）和国家人文学科奖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1999-2000年期间，我曾获得西门子基金的研究经费支持，在慕尼黑做研究：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尤其是与该基金会的主任迈尔（Heinrich Meier）一起分享思想——他对本研究计划的兴趣使其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作为那一年在慕尼黑做研究的序曲，我曾于1994年在西门子基金会做一个公开演讲。在那个场合，我曾有幸受到我的导师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对我的如此介绍：“海德格尔发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是高于亚里士多德的对伦理的哲学反思，但伯格许诺要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带回哲学的羊群（fold of philosophy）。”如果说我确曾有能力履行了那个诺言的话，那么这只是因为多年来在跟从伯纳德特学习和与他的谈话中经验了哲学的非凡快乐，并形成了对哲学的理解。今天，他未能在此目睹我的研究结出成果，但他的影响昭然延续。

我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宝藏的最初发现早在我的儿子降生之时，如今他已然是一名大学生；怀着对我父母的感念，在他们曾经看护我长大的地方，我看着我儿子的生命逐渐成形：这样的生命经验使我得以与这本书所提问题的真实之处保持接触。我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探索，以及通过它而来对自己所关怀的问题的探索，是某种自始就与我的丈夫伯曼（Robert Berman）相与分享的东西。我们始终在这项研究中共同生活，其中有相当一些观点和论证，如果没有经过他的质疑和分析的话，是不可能得到厘清、深化和扩展的。

最后，我应当感谢从一场意想不到的变故中所获得的意料之外的结果。在2005年秋天迫使新奥尔良全城撤空的卡特琳娜飓风中，一个慷慨的休斯顿家庭为我们提供了一处远离家园的家园。我很幸运地在我的便携式电脑中储存了此前的工作，而且，突然之间从那些惯常的学术任务中摆脱出来，使我得以完成这部书的初稿，而如今我将把它付诸未知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