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友爱与其他类型

友爱是如此可欲，以至于没有朋友的话，即使拥有所有其他善的生活也没有人愿意选择（1156a5-6）。《伦理学》没有就人类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做过类似这样的声明。对这个声明的最初辩护，是通过承认在各种生活境遇中的友爱的必要性来进行的：好运和富有在与朋友分享时得到加强，而在贫穷和厄运面前，朋友则被认为是我们唯一的指靠。年轻人需要朋友来防止自己误入歧途，老年人需要朋友能给予关怀，而那些年富力强的人则需要朋友来协助完成美尚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引用《伊利亚特》来作为支持——“当两人结伴时，他们就更能谋划，也更能行动”（1155a14-16）。我们注意到，“美尚的行动”在这里被抽离了。毕竟，亚里士多德引用的这行诗是由狄奥墨德斯（Diomedes）说的。他说这话，是为了找一个同伴来一起［162］对熟睡中的特洛伊人实施一场血腥的夜袭——如果一个人想挑出一个例子尽可能清楚地说明友伴如何促进高贵行动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奇怪的选择。[10]

如果友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是贯穿始终的必需事物，那么，自然似乎是与这一需要完全相配的：与必须通过操习才能产生的美德不同，友爱更直接地根源于我们的自然倾向之中。这至少在父母对子女的感情中很明显——而这种感情似乎是所有动物共有的。友爱的自然根源表现在一个物种的任何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相互吸引上，但尤其表现在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上，譬如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外出旅行的人中间会仅仅因为同为人类就能生起一种亲近的关系（1155a16-22）。同时，友爱似乎是把城邦连成一体的纽带，而立法者也似乎更看重友爱，胜于看重正义，因为友爱能避免党争，促进和谐，而和谐似乎是某种philia（1155a22-26）。但我们随后就会读到，公民之间的和谐显得像是政治性的友爱（1167b2-3），而不是友爱本身；而立法者关心友爱或者说必须关心友爱，恰恰是因为发生在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其强度和排外性而构成了对和谐的威胁。[11]

为了说明友爱的政治意义，亚里士多德说明了那些是朋友的人并不需要正义，而那些正义的人却还需要友爱（1155a26-28）。那些友爱以其所有快乐和回报而被宣称为优于正义，以其规则和义务而在展开友爱的探索中发现支持；当我们假设友爱可以无需正义的时候，这似乎走得有点太远了。事实上，各种类型的友爱都有其对正义的需要，而这里的探讨最后反而转变成对那种说法的考量，以及对友爱的优先地位的评估。[12]然而，第八卷的开篇首章并没有揭示友爱与它的对立面即争执之间的联系。友爱不但被理解为人类生活中的必需品，而且被理解为某种高贵的和美的东西；无论如何，拥有很多朋友被认为是美尚的（1155a30）——但这个观点在随后的讨论中被明确地驳斥了。[13]关于友爱的高贵性的断言，尤其当它被用在拥有很多朋友的情形下时，不过是如同讨论之初提到的另外一些说法那样，表达了通常被认为是或被说成是如此的情形。作为分析的起点，亚里士多德竖起了一面［163］关于友爱的日常意见的镜子，凡是反映在上面的意见都会在多个方面显示其自身是一种观念化的图景。

犹如提出以幸福为终极目的的普遍同意不过是为了开启关于幸福之所是的探讨，亚里士多德所发现或所建构的关于友爱之可欲性的普遍同意也不过是为了开启何谓友爱的辩驳。在辩驳的核心存在的问题是，友爱是否首先是相似的主体或不相似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相似者与不相似者之间的吸引用人类经验的语言来表达，而且借由隐喻的话，就是如同欧里庇德斯、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所说过的那样，是一种宇宙论的原则（1155bl-7）。[14]亚里士多德做了一个苏格拉底式转折，在摒除了那些关于总体性质的玄思之后，他开始把友爱当作一种严格的人类现象进行分析：我们所探讨的不是自然宇宙中的关于相似者和相反者关系的一般原则，而是要探讨友爱是否有多种形式，以及是否所有人都能成为朋友，抑或只有好人才能成为朋友？

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类型（eidē）的区分使得友爱可以被如此宽泛地解释，以至于可以包含坏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在规范意义上友爱应该是好人之间的关系。友爱显然唤起了亚里士多德曾在处理性情德性问题时所用过的策略的反面。对那些性情德性中的每一个，亚里士多德曾尽可能在狭窄的意义上处理它们，只是偶尔顺便指出在它们应该覆盖的范围之外还能意指什么。[15]亚里士多德在我们与他人相互吸引的动机上发现了友爱分类的原则：无论我们的实际关系可能是多么的混杂不堪，出于慕人之善而与之相似的友爱、为了快乐的友爱以及出于有用性的友爱，还是构成了友爱的三种纯粹类型的三分（1155b17-19）。对philia的这个扩展用法，部分地是由日常语言所引导的：我们把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而相慕的人都称为“朋友”（1157a25-30）。但是，在日常语言之后，分析抓住了某种天然的慷慨：出于我们的政治自然（本性），我们被允许或被迫使——即使我们并不是纯粹的好人——参与这种最为可欲的经验，虽然不无缺陷。

对交友动机的区分，使友爱类型的划分可以在不确定友爱本身是什么的前提下进行。讨论那个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如下这个普遍预设［164］：无生命的对象不可能成为朋友。我们并不祝福这样一个对象，除非它在心中知道我们的祝愿；但是，他们说——亚里士多德此说法并未确认——一个人应该为了朋友的缘故而希望对朋友好的事物（1155b31）。不过，良好愿望是不够的；必须有回报才能算作友爱，而且，即使有回报也还是不够的，除非朋友双方都意识到对方的好意。当然，一个无生命的对象不可能回报我们的感情，甚至根本不可能意识到它。一个philo-sophos［哲学家、爱智者］无论多么努力变得智慧，他也不可能在精确的意义上成为智慧的朋友。严格来说，他只是“智慧的爱人”：智慧引起了他的爱欲，然而智慧本身对于追求它的人来说毫不相干。[16]爱欲朝向求爱者之外的某种东西，而这个东西并不需要求爱者。这就与友爱的情况形成对比：对于友爱来说，两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乃是本质性的。

更确切地说，友爱是一种必须要有相互性的二人关系，同时还必须有相互承认的感情和真实的相互祝愿。这是一个全面涵括的概念，它被认为有三种类型：亚里士多德提议说，我们可以“为了其中任何一种”——吸引我们接近朋友的善、快乐或有用性——而希望一位朋友好（1156a6-10）。但是，因为一个人所提供的有用性或快乐而喜欢他，已经被认为是并非为了他自身而希望他好。在那种情况下，以快乐或有用性为动机的友爱似乎并不能达到友爱所致力于达到的目标，如果友爱是通过所设定的完全定义来表达的话。这样一种关系是不稳定的：一方面，一旦朋友的一方不再能提供另一方所寻求的好处，那种由有用性所驱动的联系就会解体；另一方面，在由快乐驱动的友爱关系中，这种关系的不稳定性正如驱动它的趣味一样弱。当然，亚里士多德最后承认，即使性情也会因其改变而使得友爱的保存成为不可能（1165b13-31）——在人类生活中，如果说有持久的东西，那么，关于这种东西是多么的稀罕，这也许是最清醒的提醒。

友爱的不稳定性在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中看得比哪里都清楚。亚里士多德说，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情爱关系，仅仅是为了快乐而建立。仅仅为了快乐而寻找友爱，所以，他们之间终止关系一如建立关系那样迅速和激烈，常常在一天之中就发生变化（1156b1-4）。情爱关系在这里的第一次［165］出现是为了说明由快乐所驱动以及由感觉所指导的联系必然是不稳定的。不过，即使如此，这样一种在年轻人中比较典型的关系，却比老年人中常见的利益驱动关系更加接近友爱的最高形式。老年人，或某些病人以及某些坏脾气的人，也许会真心相互祝愿，但他们并不必然从相与为伴中得到快乐，因而也就并不希望共同度过时光，而年轻人却从“一起生活”（suzēn）中发现快乐，而且正是共同生活使得友爱的潜能变成现实（1156b4-6）。快乐是一种手段，通过它，自然驱使我们走向友爱的现实性。基于快乐的友爱因为另一个原因也更接近友爱的首要形式：基于快乐的友爱更倾向于在相似的人之间建立，而基于有用性的友爱则几乎肯定是在不相似的人之间建立，因为一方总是在另一方中寻找自己缺少或需要而对方并不缺少或并不需要的东西。在这种关系中，当双方都计较从对方得到什么利益的时候，他们之为朋友的理由本身就会在他们的关系基础问题上带来欺骗或自我欺骗。因此，基于有用性的友爱为怨恨和相互指责提供了特别丰饶的源泉。[17]这些困难注定要引起的灾难正如由快乐所驱动的关系一样：在后一种关系中，如果友爱的双方以不同的方式甚或暗地里相互冲突的方式追求快乐，那么就会引发问题。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再一次把情爱关系作为一种模式（1157a6-14）。

因朋友自身的缘故而发生感情并为了朋友自身而希望他好，这似乎只是最高种类的友爱即美德上相似的好人之间的友爱的特征（1156b7-17）。他们之间的关系与较低层次的philia形式不同，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从对方获得快乐或利益；当然，他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是既有好处也有快乐的，只不过这不是像在所有其他友爱中的情形那样，只是在他们自己的眼中看来如此，而是本身即如此。好人之间的友爱因而是一个标准，而且不只是作为一个最高种类的友爱，而且是作为一种完全的类型：它是teleia philia［终极友爱、完美友爱］，而且这种特征——完全或完美性的特征——的歧义性对于其状态来说乃是本质性的。[18]它是原初意义的philia（1157a30-31），这不仅因为它是最好的，而且因为它涵括了友爱的全部基础：仅仅是出于这个理由，那些朝向快乐或有用性的关系才被认为是对首要形式的模仿，并以此模仿而被算作philia的种类。[19]被归为友爱的内部结构的东西［166］把一系列有欠完美或完全标准（teleia philia）的eidē［种类］整合到一起，它为《伦理学》的结论做好了准备，因为后者把一种完美的幸福标准（teleia eudaimonia）从那些有欠完美但也算作幸福的类型中区分开来（1177b24，1178a9-10）。

不过，构成了philia标准的好人之间的友爱是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我们对它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更加具体的与之不同的次级友爱形式的描述来进行的。谁是这种友爱关系中的“好人”？他们所拥有的美德是什么样的？《伦理学》很少提及“好人”本身，而且现在他们并不是指得体的或严肃的人，也不是指明智的或智慧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共同美德保留在未命名的状态中。两个各自自身即好的好人，如果不像其他朋友关系中那样相互有需要，那么，他们之间的友爱关系是否仍然具有现实可能性？[20]他们显然不会像欲求整全的两半那样，因为意识到各自的缺陷而谋求与对方联合，以便完善自身。[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