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论证的枢纽

第六卷从伦理德性转向了理智德性。通过这个转向，第六卷就完成了从第二卷开始的德性考察，同时，最终回到了伦理学探究起初的问题：什么是人的幸福？通过理智德性的透镜来接近这个问题，［110］第六卷居高临下地观照到所有人间事物的无意义（insignificance）；从这个视角出发，它发现幸福是由sophia即沉思的智慧构成的——对于沉思智慧来说，宇宙整体或宇宙整体中的最高存在才是它的对象——而phronēsis或实践智慧则被发现是较低级的。它之所以是较低级的，恰恰因为它所关心的是属人之善。正如第六卷结尾所说的那样，如果要反转这种排序的话，就会显得如此荒谬，以至于像是因为政治科学统领所有城邦事物的秩序就说它统治诸神（1145a10-11）。而政治学统领城邦秩序这一点正是第一卷用来支持politikē［政治学］作为统治性的和包罗万有的科学的理由。现在这点理由在这里显得像是一种可笑的基础，用以支撑那种［把政治学］高估了的评价。

现在被抬举为最高的人之完善性的智慧概念，让人想起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这场对话正好发生在他遭受审判和被处死之前不久——中所描绘的图景：与那些成天出没于法庭的人不同，理论沉思之人过着一种全无束缚、悠闲自在的生活。他们对日常的人间事务漠然置之，全然不知道去往agora［市场］的道路怎么走，也不知道怎样去法庭和议会。从这幅为数学家描绘的图景中，似乎可以看到苏格拉底为自己或一般意义上的苏格拉底们描绘的肖像；[1]然而，苏格拉底本人的生活却实际上完全不同于上述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他的对话伙伴相信他们只是在闲谈，然而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他已经卷入了一种有利于收集他败坏青年诉状的谈话方式，而这种控诉很快就要把他送上雅典的法庭。对话中所反映的苏格拉底谈话是一种重述，这种重述所依据的东西，就是那些被认为是苏格拉底向他的未来讲述者们所提供的东西。这样一种重述占据了苏格拉底被审判之后和被处死之前的那些日子。苏格拉底毕生所做的事情，那些把他最终带到如此境地的事情，一点都不像他所描述的那种人的情形，那种人的身体独自生活在城邦之中，而心灵却四处漫游，在这片大地上，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geometrizing on the surface，astronomizing aloft），探究世上万物的本性，决不愿把它们降低到手边事物的水平（173e-174a）。

第六卷以这样一种可用以说明何谓人之幸福生活的图景终结。如此看来，《伦理学》的开卷问题似乎已经抵达了答案。如果在此结束的话，这部著作似乎并无缺憾。然而，接下来的论述却从天上下降，强行开启一个新的开端。如果说从这个新的开端出发，全书的论述到达第十卷的时候，它关于何谓幸福的观点［111］看起来与第六卷所达到的结论一致或非常近似的话，那么，它达到这个结论的根据却是不同的，因为它将不再是奠基于德性的考察之上。第六卷因而扮演了一个枢纽的角色，因为它不是完成了《伦理学》整体的论述，而是完成了它的第一个阶段的论述。而在这个枢纽位置上起到主宰作用的人物则是苏格拉底，是他促使第一个阶段的论述走向终结，并且激发了重新开端的必要性。[2]

第六卷关于理智德性的探讨，最终把亚里士多德引向一种对苏格拉底以phronēsis［明智］为真正的美德核心这种观点的赞同或部分赞同。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之争的这个关键时刻早在第二卷就已开启端绪。它转换了伦理德性的形态，使得它不再构成一个独立的领域。曾经被区分为性情德性和思想德性的二元性，现在变成了实践德性（practical virtue）或行动之卓越的统一性。不过，紧随这个转变而来，新的问题产生了：在把实践理性与伦理德性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似乎就在理性灵魂中开启了一道裂缝。

这个问题从第六卷一开始所分析的灵魂结构中就已经预示出来。恰如第一卷结尾为了给伦理德性的考察做准备而把非理性的灵魂区分为两个部分一样，第六卷为了准备进行理智德性的分析，也把理性灵魂分成了两个部分，即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让这两种理性各领疆域，各有其完备德性，就使得理性灵魂的统一性陷入了问题之中。一旦phronēsis作为实践理性的完备性与伦理德性相融合，并且公然完全地与理论理性相分离，那么，上述结论就似乎得到了确定。不过，到第六卷结尾的时候，phronēsis被设定为服务于sophia［智慧］的地位——后者代表了理论理性的完备性。这样一来，我们就被迫提出如下问题：phronēsis对伦理德性的统驭和它对sophia的臣服如何能兼容并存？这些不同的角色可以在一起完成吗？

虽然第六卷最终把phronēsis设定为是为sophia服务的，不过，它一点都没有明确地说出一方高于另一方的后果。相反，它通过把二者处理成不同生活方式的完善而强化了二者的分别——一种生活方式由伯利克利来代表，另一种则是泰勒斯和阿那克萨戈拉。通过二者在谁是最高品级问题上形成竞争，这场比试先是以有利于宇宙论思想家的局面落幕，然后苏格拉底又最后出场，倡议所有美德都是phronēsis的不同形式，［112］或至少没有任何真正的美德可以没有phronēsis（1144b17-21）。在这一点上，伯里克利似乎不再足以代表phronēsis；同时，出于同样的理由，由泰勒斯和阿那克萨戈拉代表isohphia也似乎是成问题的了。而苏格拉底作为人类德性问题上的一定观点的发言人（spokesman），他本身并没有被列举为德性的代表。在政治统治和无功利的宇宙沉思之间的二分背后，有这样一个问题：谁是苏格拉底？或者更准确地问，在苏格拉底的phronēsis和苏格拉底的哲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采用当代学术争论中的话语，把前苏格拉底哲人所体现的关于善好生活及其最高目的的观点视为“排外的”（exclusive）概念，那么，“内包的”概念就似乎需要对阿那克萨戈拉与伯里克利的生活进行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结合。[3]但是，苏格拉底的iphronēsis与苏格拉底哲学的二重性——如果事情确实如此——将会带来这样一种生活，它既不是在上面所描述的那种沉思生活类型的排外方式，也不是那种仅以附加而成的内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