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的赛会

在界定了［适合听取这一］探究的合适听众，以及对他们作了一个分层之后，亚里士多德回过头来考察那些关于何谓幸福的几种根深蒂固的意见。［22］于是，“大多数人的和最流俗的”［意见］与“优雅的和积极行动的”［意见］相互区别开来——而且，前者的这一定性似乎是从后者的视角出发来看的结果（1095b16，1095b22-23）。前一种拥抱享乐的生活，把善等同于快乐；后一种认为政治生活是人类最好的生活，并且把荣誉视为目的。“静观沉思的生活”[28]——而非“哲学的生活”——亦有提及，不过没有说明这种生活所指的善好何在。这三种生活的区别，重述了毕达哥拉斯关于三种生活方式竞赛的传说，听起来是如此熟悉，以至于不必提出问题：“某种生活”意味着关于幸福的什么说法？以及一种生活如何关联到构成其终极目的的善？而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对《伦理学》的整体论述带来了重要的后果。[29]

享乐的生活以快乐为属人之善。对这种生活的拒斥不过是通过一种蔑视的评价：大多数人选择这种生活完全就像奴隶一样选择了一种母牛的生活。在这种蔑视的后面有一个未经检视的假定：所有的快乐都是一个种类的快乐，人和动物共享的快乐。这就没有考虑到可以给人类带来快乐的活动的多样性，以及快乐如何与其来源相关这一困难问题。在《伦理学》的论述过程中，需要一些步骤来对这一［暂不区分快乐种类］的起点进行修正。这些步骤或许是这部论著作为一个整体在其论证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路标：很显然，在关于快乐的结论性分析中将会批评这种对快乐的不作区分的拒斥，后者只是目前做出的论述（1172a28-b7）。

享乐的生活追求私人的快乐，与之相对，人们或许会期待，政治生活所欲投身的目标就应该是城邦之善了。但是，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过这种生活的个人所关心的善，而这就被设定为荣誉。荣誉被认为取决于那些授予荣誉的人，而善则应该是“神圣的”，是拥有善的人本自具足的。那些［热衷公共生活的人］自恃荣誉而自以为高出庸众，认为庸众的生活无异于牲畜的话，这带来的问题尤其巨大。对以荣誉为目的的批评将会在关于伦理德性的考察过程中得到发展：这种批评开始于对政治勇气的描述，在大度之人（greatsouled person）的形象中达到顶点。眼下的论证指出人们所欲求的东西不仅仅是荣誉，而是对他们价值的承认。然后［又说到］，政治生活的目的也可能被认为是德性；当然，实际被隐藏起来的目的是具备德性的名望。如果说德性也被拒绝作为一种属人之善的候选对象而被排除在外的话，［23］那么接下来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否定。我们只是被告知说，德性看起来也不是完全的，或者说是缺乏终极性的。毕竟，德性是可以在睡着的时候也具备的，或者说德性是可以不被付诸实践的，或者，［一个有德性的人］也可能身处巨大的不幸、遭受痛苦，这样的生活没有人会认为是幸福的。为什么这个否定特别地加诸德性之上，其原因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在面对德性是幸福所需的全部事物这一富有潜在强力的观念的时候，它也许是特别重要的一点。第一卷很快就会回到这个问题：有没有这样一种东西，它是如此充足，以至于即使在巨大的不幸面前也可以确保幸福？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说出完备性和终极性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德性已经被否认为可以用来界定善好生活的目的——而是转向了第三种可能性，即把对沉思生活的评价延缓到后面。在到达最后一卷的结论之前，我们不会回到沉思生活的话题。而在最后一卷的结论里，我们会碰到一个令人吃惊的宣称，说是沉思生活作为完满幸福的状态已经在前面确立过了（1177a18）。在眼下关于诸种意见的考察中落空的东西，我们一直要等到《伦理学》的结尾才能把它落实，而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我们却被告知，它早已被说过了——而读者们一直在试图确认它。[30]

在目前的阶段，关于沉思生活的考察被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牟利（chrēmatistēs）的生活——所代替。牟利的生活似乎被视为继前面提到的三种突出的生活方式之后第四种被否定的候选方式。牟利根本上不能构成一种生活方式，除非牟取本身可以作为一种目的；但是，财富只能被恰当地理解为一种手段，虽然对这一点并没有作进一步论证。虽然财富容易被认为特别与享乐的生活相关，[31]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任何有严肃考虑的生活追求的必要条件，因为，亚里士多德注意到，那些追求是强人和富人所拥有的。但是，正是这个用来统摄和反对根本上作为手段的财富的观点，却有可能被转化为对那种以快乐为善的观点的辩护。实际上，当那种可能性得到最终的考察之后，却表明快乐是与沉思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点在目前的讨论中是被排除在外的。[32]

在何为最善的人类生活这一课题下，亚里士多德的考察悉数排除了初步提出的几种竞争方案，只留下一种，而这一种却任其弃置于问题之中。快乐不能作为终极目的，因为它在所有类型中是最具奴性的一种，使大多数人显得就像奴隶一样选择与动物相同的生活［24］；荣誉也被拒斥，因为它被认为是依赖他人的，而我们已经预先洞明（divined）[33]善必定是自足的；德性则显得是不充足的，因为它被认为是可能在一种无人称之为幸福的处境中拥有的。关于什么东西构成幸福的标准，是在检省对那些被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见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犹如苏格拉底［对意见的］的驳斥，亚里士多德的检省针对的是日常意见是否能保持自身一贯性；他所发现的东西在于：那些最通常的关于何谓eudaimonia［幸福］的候选方案，最终都不能经受eudaimonia标准的检验，而这个标准是内涵在每种意见自身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