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与选择优势

我的心灵哲学——生物自然主义——有时遇到下述挑战：如果我们能够想像一个无意识的僵尸也能产生同样的或相似的行为，那么为什么进化要产生意识呢？这也经常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意识可能根本不存在。我当然不是试图证明意识的存在，如果有人不是有意识的，那我无法向他证明意识的存在；如果他是有意识的，就无法想像他能真的怀疑自己有意识。我不是说没有人被哲学弄昏头，以至他们说怀疑自己是有意识的，我只不过是发现很难把这些陈述当真。

要回答意识的进化功能问题，我想否认隐含的假定——每个生物遗传特征都必然对有机体产生进化优势。这在我看来是非常粗糙的达尔文主义，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抛弃。假如有机体的每个先天倾向都是进化压力的结果是真的，那么我必须说我的狗被选择了追逐网球。它热心于追逐网球，这显然不是学来的，但没有理由认为它必定有生物因素。再看家庭，我相信人们喜欢高山滑雪，具有并非训练或习惯的生物基础。滑雪的普及只是现象性的；人们为了滑几小时的雪牺牲金钱、舒适和时间，足以表明他们从中得到的满足是与生俱来的。但我们的高山滑雪爱好显然不是进化选择得到的。

有了这些限定，我们仍要处理“意识的进化优势是什么”的问题。答案是：意识做各类事情。首先，有各种形式的意识，如视觉、听觉、味觉、嗅觉、渴、痛、愉快、痒以及自愿的行动。其次，在这些领域内又可以有各种功能，由这些不同形态的意识形式来处理。然而，用最一般的话来说，意识的功能是组织有机体与它的环境、它自身状态之间的一系列关系。那么，再用很一般的话来说，组织的形式可以称为“表象”（representation）。例如通过感觉形态，有机体获得关于世界状态的意识信息。它听到附近的声音；它看到视阈中的对象和事态；它闻到不同环境的特殊气味；等等。它会跑、走、吃、飞等。这些意识形式主要不是为了获取世界的信息，而是意识使得有机体作用于世界，在世上产生效果。很粗略地说——我们将在后面细致地讨论——在意识感知中，有机体获得世上事态的表象；在意向行动中，有机体通过意识表象导致世界上的事态。

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我们能给出意识的选择优势的一般性陈述。意识比起无意识的机制，给予我们更大的辨别能力。

彭菲尔德（Penfield，1975）的案例研究表明了这一点。他的某些病人得了我们已知是“轻癫痫”（petit mal）的癫痫病。在某些情况下，癫痫发作使得病人完全没有意识，但病人仍然表现出通常称为“目的导向”的行为。以下是一些例子：

一个病人（我称之为A）是个很认真的学钢琴的学生，会有轻癫痫的意识中断。他在弹琴时可能会有个轻微的停顿，他母亲意识到这是“发作”的开始。然后他会继续熟练地再弹一段时间。病人B会有时间中止的癫痫。有时在他下班回家途中发作，他会继续行走，穿过拥挤的马路回家。他后来会意识到癫痫曾经发作过，因为他的记忆中有一段空白，例如从街道X到街道Y。如果病人C在开车，他会继续开，但他后来才发现他已闯了几个红灯。（p.39）

在这些情形中，有复杂的目的导向的行为却没有任何意识。现在，为什么不是所有行为都一样呢？意识增加了什么呢？注意，在这些情形中病人执行的是习惯的、例行的、熟记的行动。在B的大脑中可能有建得很好的神经通道，符合他回家路线的知识；类似的，钢琴师可能在大脑的神经通道中有如何弹奏某段曲子的知识。至少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大脑如何运作，复杂的行为能够在大脑结构中预先编排好。显然，一旦开始，行动会在癫痫发作时仍然继续。但是正常人的意识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这是彭菲尔德的无意识的司机和无意识的钢琴师所不具有的。意识即使在习惯行动中，也增加了辨别能力以及灵活性。

显然，这是个生物学事实：有意识的有机体总体上比无意识的有机体具有更大的辨别能力。例如，植物向性（对光敏感）比起人类的视觉系统，在精细辨别和灵活性方面要相差很大。我的假说是：意识的一个进化优势，就是使我们从中变得更加具有灵活性、敏感性、创造性。

我们继承的行为主义和机械主义传统使我们看不到这些事实，它们实际上使我们无法正确地提出问题，因为它们总是寻找各种形式的说明，把意识当作只是提供输入—输出的机制，匹配输入刺激与输出行为的功能。这种提问方式阻止了引入对于理解意识至关重要的主题，例如创造性。

普赖斯是把情形想成诸如“这些脚印可以因果地依赖于窃贼的鞋，但它们不能够等同于那双鞋”。但“水的液态能够因果地依赖于分子的行为，也能够是这些分子组成系统的特征”又如何呢？在我看来，我现在的意识状态是由我大脑中的神经元行为产生的，而这一状态又是大脑的更高层次的特征，二者是同样显而易见的。如果这算是二者得兼，那让我们得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