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大昭寺拜谒明代丽江版《甘珠尔》
我们到拉萨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参观明代木氏土司木增雕版印制的丽江版《甘珠尔》，它是大昭寺的珍贵文物之一，见证了纳西族与藏族友谊的历史，是滇西北地区与西藏地区文化交流的瑰宝。
要看到这部大昭寺的镇寺之宝非常不容易，有三个重要僧人保管着藏经室的钥匙，必须三人都在，才能打开藏经室。几年前，丽江市政府已出资并派专人复制回几套丽江版《甘珠尔》。我们这次到拉萨后，便请当时协调帮助丽江市政府复制的宋明先生等联系，可惜有一位僧人不在寺里，好不容易等到三个高僧都在的一天，我们去参观了这部闻名遐迩的佛经巨著。
明末纳西土司木增一生对藏传佛教所做的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在丽江主持刊印了雕版的《甘珠尔》，也反映了他笃信藏传佛教的一片虔诚之情。此举被藏学界学者誉为滇藏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
《大藏经》指佛教典籍汇编而成的总集，以经、律、论为主，并包括印度、中国等国佛教撰述。有巴利文的《南传大藏经》、汉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等。藏文《大藏经》分为两个部分：《甘珠尔》和《丹珠尔》。“甘珠尔”意为佛语部，收录显密经律；“丹珠尔”意为论疏部，收录佛家弟子对经律所作的论述及注疏等。藏文《大藏经》规模宏大，其中除了佛教的经论（包括义理、仪轨、静修、咒语等）之外，还包括天文、历法、工艺、逻辑等多种学科的论著，对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藏传佛教何时传入云南纳西族聚居区，还需深入研究。在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势力的向北扩张，加强了和藏传佛教的联系。木氏土司最初加强同藏传佛教主要教派领袖人物的关系，是在清楚地了解了明朝治藏国策的前提下进行的，旨在借助这些藏族宗教领袖的影响，巩固自己的统治势力，争取民心。木氏土司在与藏传佛教高僧的频繁接触中，逐渐成为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其家族中也逐渐产生了活佛和高僧。藏传佛教对历代木氏土司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丽江府土知府木增刻印了丽江版《甘珠尔》，成为滇藏政教关系史和纳藏文化史上被藏族人民颂扬的重要人物。刊印《甘珠尔》的工作始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完成于天启三年（1623），历时十多年。这是在藏族聚居区第一次雕版的《甘珠尔》，共108函。由于藏人称呼丽江地区作“姜（或章）三赕”，所以这一版又称为姜（章）三赕版《甘珠尔》。[6]
丽江版《甘珠尔》（摄于2016年）
法国学者金枝由郎有如下的研究结论。根据丽江版《甘珠尔》汉文序记记载，万历四年（1608），四月八日，木增土司开始将《甘珠尔》付梓，准备底本手稿、刻版，召集工匠和集中材料（在汉文中分别称为“缮录”“翻刻”“鸠工”和“集材”）。次年，土司要求六世扎玛把作为底本的已经校勘的蔡巴《甘珠尔》借给他作为刊本的底本，此人同意了他的要求。木增刻印《甘珠尔》的工作一直到天启六年（1621）才完成，一共108卷。金枝由郎还认为，丽江版《甘珠尔》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中包含有《净光明经》，它是《时轮乘》的疏注文。它非常重要，相当于佛陀自己的说教。[7]
金枝由郎的上述研究时间上有些问题，万历四年是1576年，天启六年是1626年。木增生于万历十五年八月十五（1587年9月19日），所以他说的木增在万历四年开始将《甘珠尔》付梓显然是错的。还是上引王尧先生说的时间比较靠谱。
此外，我们还可参考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烈的说法，他著文说：
在藏族地区首先印制《甘珠尔》，是在第十饶迥土鸡年（1609），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住在杂日措噶时，接受了丽江土司索南热丹提出的刻印一套《甘珠尔》并由西藏提供一个可靠底本的要求，先将前第悉帕莫竹巴的阐化王扎巴迥乃时期经过郭译师、宣努贝和噶玛巴米觉多吉、红帽系的京俄却吉扎巴等人多次校订过并存放在琼结秦达瓦孜的一套《甘珠尔》送给了丽江土司，以此为底本刻印了一套《甘珠尔》（起止用了15年）。[8]
显然东嘎·洛桑赤烈所说的时间1609年与王尧教授说的1608年这个时间比较符合木增在世主持此事的时段。
藏族学者噶玛降村曾撰文讲述这部《甘珠尔》的一些来龙去脉：
由丽江府土司木增（藏名噶玛弥旁索朗饶丹）从西藏迎请由宣鲁释迦坚参、噶玛巴却扎嘉措、噶玛巴弥觉多吉、夏玛却吉扎巴以及桂译师宜努巴等人多次校订过的蔡巴《甘珠尔》写本，邀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第五世司徒曲吉坚赞和噶玛伦珠到云南丽江府辖区支持编纂、校勘，由木府出资藏区首创了第一部藏文《甘珠尔》，俗称丽江—理塘版《甘珠尔》。[9]
噶玛降村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道：
丽江版《甘珠尔目录》中记载：“如今雪域的所有《甘珠尔》经函的多数，如一些大智者之言虽依托《甘珠尔》为标准，然一些学者亦提出异议等求疵之语，然而不能依何而解说，皆依此噶玛噶举之无上修行传承之教赐作为主要标准。故今《甘珠尔》之母本虽多，然此时依写造者而名之蔡巴《甘珠尔》更为殊胜，此版本历经宣鲁释迦坚参、噶玛红帽、黑帽历代法王及其他智者在圣土修订完善而成，系至今雪域诸版本中无与伦比的等之说。由此可知，其母本为蔡巴《甘珠尔》写本，深受人们的重视，非同一般。”[10]
明代万历年间，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大师请求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出兵帮助格鲁派（黄教）排除异己。固始汗便率军于1639年至1642年间经康区入藏，并于拉萨哲蚌寺建立黄教政府即甘丹颇章政权，统治了青海、康区和卫藏大部分地区。到了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和硕特蒙古南下的军事首领达尔杰博硕克图汗（固始汗的裔孙）兵临云南，在丽江见到了这一套《甘珠尔》经版，认为是可居的奇货，应掌握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于是下令用骡马驮运到四川理塘大喇嘛寺存放。从此，这一部《甘珠尔》就名之为理塘版了，或常常称为“丽江—理塘版”。
理塘大寺也是在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大力支持下建盖的。据藏文《三世达赖传》《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等许多史籍记载：明万历八年（1580）藏历新年，木旺莅临理塘发起集会，且出巨资迎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到康区讲经传法，兴建寺庙，在理塘建寺的一切乌拉和所有工匠等全由木氏土司供给；请达赖三世主持佛殿、院落开光奠基仪式。
现在拉萨大昭寺里珍藏着木增奉献给该寺的《甘珠尔》朱印版共108函，是大昭寺的珍贵文物之一。我在2002年曾去大昭寺，因时间短促和有关管理人员不在，未能如愿看到丽江版《甘珠尔》。纳西族学者戈阿干于1985年在拉萨市宗教局寺庙科土登和该寺经堂管理人员帕措喇嘛的陪同下，在拉萨大昭寺观看了木氏土司在明朝天启年间向大昭寺捐赠的《甘珠尔》。装放着这一套经典的全部箱柜有54个，大小规格统一，每个约长80厘米、宽30厘米、高40厘米。全套《甘珠尔》便是装在这些红漆柜箱里由云南丽江驮来的。现在，除了摆在玻璃柜桌里的3卷外，其他全套经书仍照当年的包装方式置放。
在木增刊印的这套大藏经《甘珠尔》的引言上，盖着一颗大印，上面镌刻着“明国忠臣”4个字，由此也可见木增一直以明国忠臣自勉自励。
据藏学家冯智先生调查，这套《甘珠尔》的经版分别藏在大昭寺、理塘寺和哲蚌寺中。[11]
丽江版《甘珠尔》大藏经是纳西木氏土司和藏传佛教噶举教派首领人物密切合作的成果，是滇西北以纳西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与西藏人民之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见证。
明代丽江版《甘珠尔》不仅仅珍藏于大昭寺，而且还流传到了国外。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烈著文说：
在藏族地区首先印制《甘珠尔》，是在第十饶迥土鸡年（1609），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住在杂日措噶时，接受了丽江土司索南热丹提出的刻印一套《甘珠尔》并由西藏提供一个可靠底本的要求，先将前第悉帕莫竹巴的阐化王扎巴迥乃时期经过郭译师、宣努贝和噶玛巴米觉多吉、红帽系的京俄却吉扎巴等人多次校订过并存放在琼结秦达瓦孜的一套《甘珠尔》送给了丽江土司，以此为底本刻印了一套《甘珠尔》（起止用了15年）。在考察这部《甘珠尔》的目录是谁编制的时候，我恰逢参加西德召开的藏学讨论会，看到了印度达兰姆萨拉图书馆负责人扎西才让编纂的大藏经抄编刻版历史，其中写道：他自己为了进行藏文图书方面的研究，去过噶伦堡、达吉岭、岗拖等地方。1976年在锡金王巴涅可丁的私人图书馆里看到有50页藏文草体古旧抄本短经，质量很好，题目为《丽江土司所造存于理塘大寺的佛经〈甘珠尔〉目录》，此目录是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于1614年编制的。这套《甘珠尔》有108函。以前，拉萨大昭寺楼上南面甘珠尔佛殿里存有理塘朱印本《甘珠尔》108函，每函都有绸缎的书包，每两包放在一个木箱里，据说这是丽江土司索南热丹献给大昭寺的开印样本。把丽江土司刻制的《甘珠尔》印版称为理塘朱印版的原因是：固始汗去世后，他的侄子坎卓洛桑丹迥担任巴塘、理塘、中甸等地的总管时，发动了反对当时西藏地区政权的战乱，达赉汗为首的蒙藏军队平息了叛乱后，将丽江的《甘珠尔》印版迎请到理塘寺，因此，通常称之为理塘朱印版。[12]
刊印大藏经《甘珠尔》的木增对藏传佛教的笃诚信仰，以及他置身在明朝衰落末世时期的悲观惆怅心情和寄情山水佛道的思想，可从他在《甘珠尔》后写的《三藏圣教序》中看出：
粤木增夙作何植，生兹末叶，既不睹菩提树之嘉会，又不聆坚固林之法言，徒切影坚胜军之弘护，空慕给孤宝积檀施，未尝不瞻金像而哽泣，披灵文而惨伤，叨承三宝之洪庥，为一方之地主，愧乏无忧之兴建，匪踵戒日之博济，每于政暇之际，禅观诵诗，深痛无常，晓夜惕虑……由是谨率僧俗人民斋沐虔诚，仰对十方三宝，诸天善神，敬立誓愿，凡世尊释迦牟尼如来金口所宣，经律论三藏梵荚，缮录翻刻。
藏学家王尧教授指出，木增在这里表达的目的还是很明确的：
以此功德，回向实际，庄严菩提，上报四重之恩，下拔九幽之苦，饮铜吠铁，悉孕莲池，戴角披毛，俱生极乐，仰祝皇帝万岁，太平千秋，物阜民安，河清海晏，无选不悦、无远不来。次期祖爵绵永，家国利亨，卜世卜年，同玉岳之悠久，世子世孙，等金江之继续。五方宁谧，百姓康和。
王尧教授指出，木增想追求一个安静、幽谧的世界，但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在木增生活的时代，女真崛起，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王朝已经气息奄奄，日薄西山。木增一直心系朝廷，表现出可贵的忠贞和难得的气节。从明王朝给予的封授职衔上可以看出他与明王朝的关系：木增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明天启四年（1624）袭职。万历三十四年（1606）授中宪大夫，天启二年（1622）升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授中宪大夫；崇祯四年（1631）升广西布政使司右布政；崇祯十三年（1640）升任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崇祯十七年（1644）加太仆寺正卿。“着于省城建坊以风励诸土司。”[13]
从相关的史料看，木增是在丽江刊印雕版《甘珠尔》的，而印刷《甘珠尔》所用的纸，也应该是在丽江造的。《元一统志》通安州（今丽江坝、拉市等区域）载：土产“马、猎犬、纸”，说明元代丽江就已经有制纸。根据调研资料，丽江古城的李氏是丽江绵纸的创始人，李氏原籍江南，后落籍云南鹤庆，在鹤庆松桂辛五营村以造纸为业。在明天启年间（1621—1627）就应木氏土司的邀请来丽江造纸。当时正是木增任丽江知府之时，木氏土司赐给他一个姓凭的女子为妻，并安排他在玉水河畔建房居住，现在这儿叫新义街积善巷，纳西话称之为“生寺场杯”，意思就是造纸村。[14]从这点看，木增刊印《甘珠尔》的绵纸，应出自这样的造纸世家。
考察队在珍藏丽江版《甘珠尔》的大昭寺与僧人合影（2016年摄）
藏学界噶玛降村先生认为，丽江版《甘珠尔》的雕版印刷是在丽江解脱林。有关藏文资料记载，木公时代解脱林有雕版印刷的作坊。他认为四川德格版《甘珠尔》的蓝本也是丽江—理塘版《甘珠尔》。[15]
纳西学者许存仁先生又有另外的一说。他认为木增主持的丽江版《甘珠尔》的印制地点是在今玉龙县黄山镇的普济村。普济寺的住持喇嘛荣登，珍藏了当初印刷《甘珠尔》的师傅为检验效果而用红土颜料印刷的90页经书。相传当初木增把这些用红土印的经书给了普济村，而且把这个村定为印刷《甘珠尔》的地点。[16]
在大昭寺看到了这套纳人祖先印制的《甘珠尔》，进一步了解了它在藏族聚居区的巨大影响。我们怀着自豪和激动的心情，继续走上寻找祖先文化根脉的漫漫前方。
【注释】
[1]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2]杨沛诚：《束河的皮匠和藏客》，载《丽江志苑》1988年第1期。
[3]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4]戈阿干：《滇川藏纳西文化考察》，载政协丽江市古城区委员会编《丽江文史资料全集》（第三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695—696页。
[5]格西，藏语意为善知识，共分多让巴格西、林斯格西、措让巴格西和拉让巴格西4个等级，其中拉让巴格西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修学显宗的最高学位。
[6]王尧：《藏文大藏经 丽江一里塘版甘珠尔经述略》，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7]［法］金枝由郎：《丽江版的藏文甘珠尔》，耿昇译，载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五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284页。
[8]东嘎·洛桑赤烈：《藏文文献目录学》，载《西藏研究》1989年第4期。
[9]噶玛降村：《论纳西族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的关系》，载木仕华主编《丽江木氏土司与滇川藏交角区域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56页。
[10]噶玛降村：《浅论德格〈甘珠尔〉的蓝本即丽江—理塘版〈甘珠尔〉》，载木仕华主编《纳西学研究新视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
[11]冯智：《理塘寺早期政教史初探》，载《西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2]东嘎·洛桑赤烈：《藏文文献目录学》，载《西藏研究》1989年第4期。
[13]余嘉华等著：《木氏土司与丽江》，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14]政协丽江市古城区委员会编《丽江文史资料全集》（丽江市古城区政协文史专辑之四），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396页。
[15]噶玛降村：《浅论德格〈甘珠尔〉的蓝本即丽江—理塘版〈甘珠尔〉》，载木仕华主编《纳西学研究新视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204页。
[16]许存仁：《福国寺》，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