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为何英年早逝?
英年早逝的问题,实际上早在20多年前蒋筑英去世时就被提了出来,遗憾的是,20多年过去了,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日趋严重了。
蒋筑英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1965年,他年仅26岁,便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令日本学者大为惊奇不已。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20世纪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就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1982年6月14日深夜,蒋筑英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因抢救无效,他于6月15日去世,终年43岁。
蒋筑英去世后,当时一些报刊便提出了要重视英年早逝现象,关注中年知识分子的身体健康,但由于近年来科技竞争更趋激烈,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现象发生得更加频繁,更加严重。一大批才学横溢的科学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都在50岁上下猝然撒手。随便罗列一下,就有一大批名字:数学家张广厚、罗健夫、洪崇威,气象学家曾再顺,煤炭学家奕茀,电力专家陈安乐,船舶专家华怡,物理学家崔长庚、陈杨,力学家卓克聪,世界宗教学家张跃,实验语言学家杨顺安,篇章语言学家廖秋思,梵语学家赵国安,小说家路遥、周克芹、邵志安、祝兴义、王小波,音乐家施光南……一个个知识精英在事业如日中天时突然病逝,令人痛心惋惜。
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英年早逝”悲剧大都发生在45～55岁年龄段的中年知识分子中。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3 岁,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7岁,中年知识分子死亡率超过老年人的两倍。据一份追踪了十年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反映,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北京,这一人群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缩短了5.18岁,比北京市人口的平均寿命低近20岁。近5年来,中国科学院所属的7个院所和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共134人谢世,平均年龄53.3岁;中科院系统在职科学家平均寿命只达到52.2岁,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科研人员患病率高达80%,动物所体检未见异常的知识分子仅5%,数学所患高血脂症的知识分子占71%……
这些数字让我们触目惊心。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社会精英们遭遇到如此悲剧呢?据医学专家多年的研究成果证实,英年早逝者91%是因为后天自身因素,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是工作节奏快、压力大、任务重。从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往往身兼数职,在单位都是中流砥柱,任务繁重,长期超负荷工作,事事亲力亲为,另外,他们敬业精神非常强,有病也不上医院,连轴转地工作,从来不把体力透支当一回事。绷得太紧的弦终有拉断的时候,过得太累的人则终有不堪重负的时刻,结果突然撒手而去,往往连遗言都未及留下。
48岁病逝的上海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钟家栋,他兼任的职务就有: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上海市中共党史副秘书长、邓小平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高校“两课”评估专家组成员……他往往白天干行政,晚上做学问,加上本身有一点轻微的先天性心脏病,最终导致不治而亡。
38岁,胡可心就已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这一连串的“光环”足以令人敬佩与羡慕。然而,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科学家,没有被世界科技难题吓退,却被病魔无情地吞噬。
工作过于辛劳、工作压力过大,导致许多知识分子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就职于北京某家都市类报纸的张先生对此便深有感触。在张先生所在的报社,每个记者每月要完成1万余字的稿子。为了给读者提供及时鲜活的新闻,记者们每天奔波在获取第一新闻的路上。由于新闻随时可能发生,记者们就得随时准备采访,这导致记者的生活十分不规律,甚至一日三餐都无法按时。记者熬夜写稿是常事,张先生最晚的一次是凌晨3点钟到家,等到了自家的楼下,此刻他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紧张事件在一段时间内的积累,最终会产生一种有损健康的紧张后效应,腺体激素分泌过多,肌体出现衰退,严重者便酿成英年早逝的悲剧。这几年新闻界噩耗不断,如50岁的《楚天都市报》总编辑杨卫平、51岁的《海南日报》总编辑邹爱国等的相继去世,不能不说与新闻界压力过大没有关系。2002年上海10家主要新闻单位联合搞的一次大规模调查表明,新闻工作人员的死亡年龄高度集中在40～60岁这个年龄段,占死亡人数的78.6%,平均死亡年龄为45.7岁。更令人警醒的是,在职人员中,健康者仅为18.4%,患病者为8.9%,其余的人则处于不同程度的亚健康状态。
目前, “累”、“压力大”、“没时间锻炼”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种生活状态下,知识分子的身体状态堪忧。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疲劳综合症甚至过劳死等病症,正在威胁着知识分子的健康和生命。
“脑力劳动、精神紧张、饮食精细及高脂、城市空气严重污染、运动不足等,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细数起来,知识分子把这些因素快占全了。”兰州医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先生指出,心、脑血管疾病是威胁知识分子健康的“头号杀手”。
知识分子长期从事脑力劳动,压力大、处于疲劳状态是导致他们身体状况差的原因。过度劳累或者长时间精神紧张,会使身体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引起体内主要的器官和系统失衡,比如发生心律不齐、内分泌失调等等,严重的就会导致全身的应激状态,从而引发疾病甚至死亡。
心理负担重也在伤害着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知识分子的成就动机很强,他们长期处于心理亢奋期,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脑袋仍是“开天窗”——眼睛闭着,脑袋仍旧在不停地运转。他们对于工作的概念远不是解决温饱,而是要抓住机会,成就一番事业,为了事业他们甚至愿意搭上性命。
忽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注意锻炼身体和放松自己也是导致知识分子体质差的主要因素。知识分子必须学会放松,做到劳逸结合,但现在很多人连每天抽出30分钟去锻炼都做不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心内科和医学心理学教授杨菊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的亚健康状态如果长期得不到纠正的话,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中的60%将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10%将死于肿瘤,20%将死于吸烟引起的肺部疾病、糖尿病等代谢病以及意外事故,只有10%的人有望安享天年。
据对清华大学中、高级知识分子患病情况调查,患病率达71.5%,只有28.5%的人没有病。绝大多数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并且有17.8%的人患两种病,28%的人患三种病以上!清华教师们随着职称的升高,慢性疾病的患病率也呈显著上升趋势。讲师患病率为13.5%,副教授为60%左右,教授则为84%。另对全国11省市的调查,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平均患病率为61.08%,大部分人长期遭受着疾病的困扰!
知识分子患病种类主要为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肝病、糖尿病等,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占53.12%,消化系统疾病占13.43%,传染性疾病占13.3%,呼吸系统疾病占4.59%,其它疾病占15.56%。
另据中国医学研究会调查,仅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三类疾病,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患病率要比中年工人的发病率分别高达10倍、7倍和18倍。
许多中年知识分子的病死是猝发的,但病因却是积累的、渐成的。据统计,50%的心肌梗死病人平时只会偶尔出现胸闷和胸痛的现象,而造成猝死的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都是隐蔽性很强的疾病。
中年知识分子的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对家庭、单位和社会也是很大的损失。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中年知识分子要认识到自身承担的责任,充分爱惜自己的身体,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另一方面,也需要组织上和家人给予中年知识分子更多的关心爱护,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减轻他们的压力,并从制度上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的休假和身体保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