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从海军在近代日本政治史的地位入手，运用军政关系的研究手法，梳线搂细地阐论日本海军在法西斯化进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就我国日本研究学界目前状况来看，还有进一步加强提升的必要。
这是由于，目前我国相关学者在教科书或者专论中讨论日本法西斯形成问题一般仍然集中在下述两点：其一，1929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增大了日本国家走向法西斯寻求出路的需求；其二，是日本陆军中的少壮分子通过与社会极端右翼团体个人的里应外合，发动“一刀一杀”式的恐怖暗杀，将日本国家推上了法西斯道路。这类研究，已然成为“定势”性的结论，固然没有违背历史史实，但是否可以断言已经全面且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治的全貌？相信肯定会有学者提出疑义。
日本的全面法西斯化离不开当时国际政治的制约。1921年11月，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在大陆纪念堂召开。由于美国预先设定会议主要解决太平洋势力范围的确定，故而相关各国的海军保有力量成为会议的核心议题。与之相关，自然还有一系列关联问题需要得到确认。“限制军备之讨论，以海军问题为第一步”。美国海军首先提出了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保有舰船吨位的比例方案。这说明，已经占据战略制高点的美国，郑重地将角逐在太平洋势力范围的对手设定为日本。
5：5：3的比例几乎为人熟知。但是，为何有这样的比例设想，又为何美国满足于该比例而日本不满意，在正式的出版物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说明。美国的理由是按此比例，太平洋上三大海军强国美、英、日均无法对任何国家单独打一场进攻型的战争。但事实上，由于在华盛顿会议上日英同盟为四国同盟的替代，美国凭借美英接近和单纯数量优势，足以保持进攻态势，而日本却只能勉强维持守势。个中缘由，作者作了详细陈述。（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二小节）
关于该比例美国方面是如何计算的，而日本方面又是如何评价的，作者是运用实证的方法表达的。在比较翔实资料的支持下，作者首先通过日本海军方面依据国防方针的制定与变化，假想敌国设定所代表的可能作战方向的改变，提出庞大的海军军扩计划，计划中包括旧舰的淘汰和巡洋舰、航空母舰的新建。计划的目标，是在马汉海权论思想的指导下，必须维持对主要假想敌国美国的七成比例即（10：7）。这样可使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海域可攻可守。佐藤铁太郎和秋山真之提出“渐减邀击”战略，是美国海军10：7比例的主要提倡者。由于此两位海军少壮战略家的大力宣传，10：7比例逐渐成为日本海军西太平洋攻防中几近生命线的核心战略。
1921年华盛顿会议以后，1927年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和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围绕10：6（5：3）或10：7，相关各国尤其是日美两国，终于在主力舰和辅助舰保持吨位拉锯式谈判中，于1930年4月全面达成美英和日本5：5：3的比例。之所以要达成海军裁军谈判，核定保有军舰吨位相关比例，是由于谈判本身固然是以裁军保和平为出发点的，但同时也隐含着任何一方都有权拒绝谈判，拒绝保有比例的选择，要拒绝就必须做好应付任何规模扩大军备的产生的压力，这要求拒绝一方必须有力量来对抗任何可能规模的军备扩张。所以拥有强大军备扩充能力的一方，往往能喊出“和平”的响亮口号，在一般场合下都能保持对战略制高点的占领。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太平洋的战略对峙中，美国充当着主动角色，日本则只有疲于应对。
10：7抑或10：6（5：3），参加伦敦海军裁军谈判的日本代表团，经过冷静计算，无奈接受了5：3的比例。这一比例使日本的太平洋战略陷入攻守维艰的境地。这必连带造成日本在维系既得侵略利益上的危机，中国和朝鲜半岛以及相关太平洋国家都会从中受益。当时日本政府还是政党内阁时期，民政党党首滨口雄幸任首相。当年10月1日《伦敦海军条约》在日本通过后，陆军参谋本部、在野党政友会、海军内部的舰队派以及社会右翼势力沆瀣一气，群起攻之，政党政治面临崩溃危机，而法西斯分子却大大推进了建立反和平总体战体制的步伐。
本书的第4章和第5章，详细讨论了《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批准后，日本国内政治迅速法西斯化的过程。在教科书上屡次提到的五一五事件以及二二六事件，以及许多暗杀事件，都与之相关。法西斯分子鼓吹战争发动政变，乃至策划“皇姑屯”事件及“九一八”事变，从根本上讲，都是出于对侵略权益进不能扩大而退又不能确保的焦虑。侵略战争的策动者们嘴上喊“皇国安危”“满蒙危机”，都是这种焦虑的反映。海军对战前日本政局到底有何影响，作者在第6章做了整理。(https://www.daowen.com)
作者是一名青年学者，十几年来专攻日本海军与日本政治的关联研究，已经完成了一些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十几年前，中日钓鱼岛争执尚未特别尖锐对立，南海问题也未摆上桌面。十几年后，围绕西太平洋东亚海域的海权争执，前两年达到高潮，至今也未得安定。海权研究的必要性，出乎意料地在十几年之后与现实中的国际纷争不期而遇。此对于研究来说，可谓无心之中插柳成荫。我期待作者及其他致力于海洋海权研究的青年学者们，能为困局中的东亚海域海权争执觅得一条可以解决的出路。
最后，想谈一下美国因素对东亚海洋海权争执所造成的的困扰。上世纪30年代以后，对相同海域发生的相同问题，美国以威尔逊总统开启的支持正义的外交精神，最后果敢地踏入了太平洋战场，给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最必要的惩罚。时至今日，美国将西太平洋的防卫安全系于与日本的安全保障同盟条约，对崛起中的中国时时加以压制。虽然同是西太平洋的安全保障或者说是和平问题，但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主体完全是不相同的。军国主义的日本战败了，今天却仍抓住战后处理的残余问题干扰和平局面的维持，而中国已不是当时积贫积弱的局面，在和平崛起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向全世界辩明合作共赢和追求和平的真诚。中国的这一国策同几十年前冒险发动“珍珠港”偷袭的日本的战争政策，完全是两条不会相交的平行线。分清楚这一点，对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维持繁荣，对全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幸福生活的向往，是至为重要的。
以海权问题为专攻，总结历史教训，把握和平机会，发展海洋研究，提出政策服务，于中国于世界，都是一桩值得无条件期待的事业。
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2017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