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院批准条约
条约虽然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得以通过，上奏文书也得到天皇批准，但国内的政治矛盾并未结束，依据惯例还应向枢密院咨询等待审查通过。枢密院议长仓富勇三郎并未掌控实际权力，平沼骐一郎（国本社）、伊东巳代治等实际掌握权力的人都极力反对《伦敦海军条约》，由此可见条约在枢密院的审查将是十分困难而又复杂的。先前有关统帅权的争论被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刺激了日本国内的国粹主义者，激发了强烈的国家危机意识，这一时期民间右翼势力与法西斯势力活动频繁，加之国内经济状况继续恶化，民不聊生，政党也因层出不穷的腐败案而更遭民众非议，因此给法西斯分子以可乘之机，“政友会、平沼系、民间右翼为中心的法西斯主义势力和反对条约派通过这一斗争形成了联合”[38]，这种联合恰恰成为推进法西斯主义发展的力量。
1.枢密院的审查
7月24日滨口首相拜会仓富勇三郎议长，希望枢密院在暑期休假之前审查结束，然而从条约送交枢密院到最终审查结束的9月26日，时间大大超过了政府预期。7月26日二上兵治书记官长在召开的审查会议上，以条约的誊本印刷不清、误译等问题，借故刁难政府。
8月11日支持政府的元老西园寺公望指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按政府的规矩来办，没有规矩的话将会很难办，明了的话（条约审查通过）就不说了，如果万一出现枢密院不合道理与政府相对抗的场合，可以依总理之职权，依据政府之要求，罢免正副议长，选举新的议长、副议长来咨询不是很好么？”[39]西园寺希望政府采取强硬的态度，尽快结束条约的审查。同日枢密院公布了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委员长伊东巳代治（原农商务相），委员由金子坚太郎（原法相）、久保田让（原文相）、山川建次郎（原东大总长）、黑田长成（贵族院副议长）、田健治郎（原台湾总督）、荒井贤太郎（原农商务相）、河合操（原参谋总长）、水町袈裟六（会计监察院长）组成，外交界的驻法大使石田菊次郎因赞成条约而未被选入其中。
金子坚太郎同舰队派核心人物加藤宽治关系甚密，在此前曾多次拜访加藤并表示反对条约之意，力劝加藤阻止条约的通过。多名枢密院顾问官态度也比较强硬，力图阻止条约的批准。此时政友会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企盼民政党内阁的垮台，对于战前的政党政治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政府同枢密院之间就如何通过审查争论正酣时，报纸上刊登了当时由北泽乐天[40]画的一幅漫画（图4-1），画面上是伊东同滨口二人像摔跤的勇士一样打在一起，而这个时候犬养毅总裁却用手杖钩住滨口的左腿，由此形象地表达出了政友会的真正用意，也足见政府的困难与艰险。
（图4-1）
8月18日枢密院正式审查《伦敦海军条约》，至9月26日结束，其间召开13次会议，其时间与内容分别是8月18日（枢密院内部协议商定）、23日（政府方面说明）、26日、28日、9月1日、3日、5日、8日、10日、12日、15日均是政府接受枢密院的质询，9月17日（枢密院方面协议）、26日（枢密院决定协议审查报告书）。[41]审查首先限定政府方面的出席者（仅限于滨口雄幸、币原喜重郎、财部彪），审查内容包括“第一，回复当时滨口首相是否无视军令部意见；第二，海军部内是否存在意见不一致的事实；第三，统帅权问题；第四，要求就上奏文书的内容特别对国务之事给以说明；第五，国防缺陷补充问题中的财政问题”[42]。
8月23日第二回审查委员会（下午1点至3点）并未作实质性的讨论，只是滨口、币原、财部三人从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就条约本身作出说明。8月26日的第三回审查委员会（13：00—15：45分）上，首先是金子坚太郎问及“政府在酷暑之时向正在休假的枢密院咨询其理由何在？”对此外务大臣币原强硬的回答“法理上当如此，没有什么任何理由”[43]。此后的审查委员会上，各委员的反政府性都逐一得到了表现。28日的第四次审查委员会是专门对外务大臣的质问，9月1日第五回审查委员会直接针对统帅权问题。据1930年9月2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报道，此次会议是在1日下午在枢密院事务所召开的，伊东委员长宣布说今日所询问问题以统帅权问题为中心，涉及政府回复时全权代表同国内政府之间交涉的经过等问题。河合操顾问官、荒井、金子等人进行了尖锐而又刻薄的质问，对此政府方面由滨口、财部二人对当时之情况加以详细说明，认为政府充分考量了海军省与军令部的意见之后，方作出回复的。9月3日第六回审查委员会，是枢密院方面就统帅权问题极力地攻击政府，对当政府回复时军令部长的同意与否，更换军令部长的理由加以质问，而金子坚太郎从宪法的角度论证了政府无视帷幄机关之意见随意决定回复案一事。民政党政府坚称并未侵犯统帅权的同时，也多方谋求帮助，借助天皇、元老、宫中集团等政治势力，在有所妥协的基础上促使《伦敦海军条约》在枢密院尽快通过审查。
2.枢密院批准《伦敦海军条约》(https://www.daowen.com)
9月5日的第七回审查委员会，主要就“国防力量与补充问题”[44]对政府进行质询，9月8日、10日、12日的审查委员会均围绕此问题进行。特别是在9月12日的第10回审查委员会上，山川建次郎强硬地表示说：“要想避免日美之间的斗争，应充分整理战备，让美国方面敬畏除此别无他法”[45]，此时的日本国内各大新闻纷纷报道政府与枢密院的正面冲突，并预言马上要发生政变。在9月17日的第12回审查委员会上，以委员长伊东巳代治突然发表无条件批准条约的声明，并使全体成员一致通过。
西园寺公望秘书原田熊雄拜会水町袈裟六顾问官时，水町转述伊东委员长的表述：“不可附带条件获得批准”，“本来此次审查委员会就此条约如果延期的话，政府定附加期限要求审议。如果这样还不能审查通过的话，此咨询案定当归还，如果被否决的话，也许政府会上奏吧？不管怎么说作为请求圣尊圣断之结果，又劳烦于陛下，乃惶恐不及。然从枢密院的形势来看，在本会议审查委员会的决议上，全员同意之形势没有。如果在本会议上委员的决议被否决的话，我定将辞职，无论怎么说也是一件大事，在此种场合应该转变方向，无条件批准，在诸君看来尚需体谅自己的苦衷”[46]，仅仅从这些还无法完全窥视出伊东巳代治突然转变的原因，根据笔者的分析似还有以下原因。
其一，枢密院审查此条约时，并未想到滨口政府态度如此强硬。滨口政府也注意到前若槻内阁因紧急赦令法案在枢密院未获得通过而致使内阁垮台的这一事实，又因此次天皇、元老、宫内大臣等政治集团的支持，所以政府采取了与枢密院相对抗的策略。尽管政府态度强硬，但也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协，比如同意在条约批准后增加海军预算、加速建设航空兵等。
其二，这也与伊东巳代治的个人名誉也有一定关系。如果审议未被通过的话，最终遭到政府、舆论攻击的第一人将是伊东本人，随之而来的有天皇对其的不信任，致使终其一生奋斗而来的辉煌付之东流，这不能不成为伊东转变的一个原因。另外“大正民主运动的旗手吉野作造特意撰文支持政府，从宪法学的角度论证政府的决定符合宪法”[4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舆论对政府的支持。
其三，由于日本金解禁之时恰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受经济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是农村的丝织业与农业。民生凋敝，百姓的痛苦已经到了卖儿卖女的尴尬境界，而政府宣传《伦敦海军条约》有利于减轻国民负担。裁减军备，使民众的呼声大大倾斜于政府，这也是枢密院在审查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方面。
其四，枢密院内部有像石井菊次郎、冈田良平、水町袈裟六等顾问官主张改革枢密院，“枢密院的咨询事项”应该本着“开放性与平等性”的原则，打破由伊东、金子、平沼等人为首的权力阶层“专断之局面”，并要求限制议长权限过大的不合理状态[48]。冈田良平、江木千之等人曾多次批评枢密院的拖沓的议事程序，主张尽快通过《伦敦海军条约》的审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拒绝枢密院改革的伊东等人来说也是一种有效的促使其通过条约审查的约束力。
在随后的9月26日的最终审查委员会上，全体审查委员一致通过了《伦敦海军条约》的审查。《东京朝日新闻》在10月2日报道：10月1日的枢密院会议于上午10时在宫中召开，会上通过了《伦敦海军条约》，批准原件见（图4-2）[49]，10月2日上奏天皇后得到批准，当天下午滨口大臣发表演说：“力图国际间亲善确立世界和平为帝国至死不渝之外交方针，国民所翘首以盼之崇高事业，《伦敦海军条约》于今日被批准，乃国家不甚荣幸之事哉。本条约之目的乃防止军备之竞争，减轻国民负担……本条约之成立一扫列强相互猜疑之念增进起相互信赖……今日之批准依国民之后援支持……深表谢意”[50]，至此《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在国内的审查批准已完全结束。国内历时近6个月方使条约得已通过，伴之而来的是政党政治达到了战前最高峰，衰落与终结紧随其后。
枢密院上奏案原件（图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