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参议官会议的批准
自明治维新以来，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等事关军事发展以及军队数量的决策需经元帅府或军事参议院的同意。作为天皇的军事咨询机关的军事参议院在1903年以前一直是依据惯例实行的。1903年12月28日政府正式通过《军事参议院条例》，其中规定：军事参议院乃帷幄之下重要军务的咨询场所，有权召开参议会讨论咨询内容并将其上奏，军事参议院由议长、参议官（元帅、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必要场合也可将任重要之职的将官添补为临时参议管列席会议，但议事结束将直接解职。故《伦敦海军条约》必须经过军事参议官会议的批准。民政党政府依托冈田启介等人的协调，更换海军军令部长、次长之策略，同意舰队派提出的财部彪海军大臣在枢密院批准条约后辞职的要求，《伦敦海军条约》才获得批准通过。
1.财部彪海相回国
4月1日内阁会议上通过日美协议案之后，舰队派反对日美协议案的呼声不断。认为“政府无视军令部长之意见，未经军令部长同意而决定回复案”。但是在回复案发出之后，以军令部长为主的舰队派又认为条约会导致国防兵力的不足，而涉及侵犯了统帅权的论争。4月2日加藤宽治军令部长上奏天皇说：“依据美国提案的协定成立是对陛下亲裁的1923年《帝国国防方针》中作战计划的重大变更，要慎重审议”[20]，加藤并未直言政府的回复侵犯了统帅权。然而币原外相在议会上演说之后，加藤军令部长的态度变得异常坚决，认为政府行为侵犯了统帅权。5月3日早，加藤军令部长在拜会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时说：“币原外务大臣的议会演说是极具有挑战性的……政府回复之前得到我的同意还好，然未经同意就发出回复，无视军令部与无视统帅权是一样的”。并进而言明：“如果政党内阁不能挽救了的话，也许只好由贤臣内阁代替”，[21]从加藤话中可以看出，政府的行为已经侵犯统帅权，并有以统帅权独立推倒民政党内阁之意，这是否是受当时倒阁心切的政友会的背后鼓动，因资料有限详情不得而知。在此情况之下，还在中国哈尔滨静养的海相财部彪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民政党政府特派古贺峰一大佐赴哈尔滨，传达国内的情况与政府的态度。
在古贺大佐出发之前，冈田大将托古贺代言：“海军大臣，在我全权代表回国之时，采取了彻底的沉默，各种事情必定追问海军大臣之责任，并迫使你辞职，此时大臣应顽强不动，海军大臣在签约以来有相当的确信，断然不能为自己之行为有丝毫后悔之意，军令部长更换之后，然或许向枢密院咨询之前，必须向元帅府咨询或召集军事参议院会议，一定要认为国防充分安全”[22]。冈田希望财部坚定《伦敦海军条约》是能够确保国防安全的，不能因军令部长的辞任而使内阁更替，除冈田外，滨口首相、山梨海军次官、原田、币原、加藤等都通过古贺向财部转达了各自的立场。
5月7日财部海相在满铁理事馆同古贺进行了30分钟的交谈，5月16日在朝鲜与斋藤实总督进行了90分钟会谈，会谈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斋藤总督对记者发表了以下说明:“参加裁军会议在国际上是必要的，我认为日美协议案并非侵犯了统帅权，无论怎么讲这个问题作为政争的工具也是一个十分不愉快的事情，政府签署的条约在军部方面引起的问题难道不是他们自身的错么？提起国防最小限度，从协议案的内容来看，到1936年是不能引发国防的缺陷的。从协议案的数字来看，在国防上是无缺陷的，此点是外行人都一目了然的事情”[23]。斋藤实强硬反对军令部认为政府侵犯了统帅权的主张，认为政府的主张是合理的，引起统帅权的争论其责任并非在政府。斋藤总督的强硬立场在海军内部产生了积极影响。
经过会谈，财部对国内的政治冲突以及海军省、军令部的主张已初步了解，但找不到此时财部阐述自己思想的相关资料，在与其交谈的人中也鲜有相关记录。应提及的是，作为财部随员之一的中村龟三郎大佐，先财部之前归国，反对条约的中村“途中对新闻记者表达了不满的口吻”，这一点被认为是军令部方面的策谋。
财部彪海相一行于5月19日上午到达东京，据《东京朝日新闻》20日刊，当财部出现在东京时，拥挤迎接的人群就喊出了万岁的呼声。可见处在经济危机影响下的民众，强烈期望政府通过裁减军备、减少赋税，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但也有反对卖国贼，消灭国贼财部等内容的标语出现，财部到达下关时还有一次不成功的暗杀行动，后被证实系右翼势力所为。财部彪海相直接到首相官邸拜会滨口，随后同加藤军令部长在海相官邸会晤。加藤向财部提出了上奏书，在上奏书中利用统帅权问题对政府进行攻击，并请求辞职[24]。
2.军事参议官会议和上奏书
条约需经元帅府或军事参议院的批准，故陆海军内部就召开元帅会议还是军事参议官会议存在着一定的争论。因海军元帅仅东乡平八郎一人，又“加藤军令部长在政府回复之前就主张召开军事参议官会议，但因冈田等人反对而未能实现”[25]，在此后政府同军令部、政友会的争论过程中，主张召开参议官会议的论调愈加强烈，故海军方面倾向于召开军事参议官会议，但不希望陆军参加。故在5月29日召开了非正式的参议官会议，会上军令部方面就统帅权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方案：“作为宪法第12条的大权事项即兵额及编成乃是军务大臣（进而内阁）以及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的协同辅翼之事项，非一方能裁决之”[26]。
海军省就统帅权问题认为：“海军大臣管理海军军政事务，作为本身一局，掌管关于海军军备及其他一般海军军政事务，此乃海军官制的明示之处，海军军令部长对于国防用兵上的谋划应依海军军令部条例，根据省部事务规程第七项，兵力的增减，应省部间相互讨论，海军大臣对兵力的增减如海军军备事项裁决之场合，海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两者意见应该一致”[27]，从两份意见书中可以看出军令部与海军省主张的差异，海军省强调事关兵力增减之时，海军大臣的意见应该同军令部长相一致，突出海军大臣决定兵力的增减。会议上“东乡与加藤对财部进行了长时间的批判与反驳”[28]，而财部面对军令部方面的强烈反对，对军令部主张删除海军方案中加重点号的海军大臣四个字加以反对。
经冈田等海军有关人士的协调，海军省方面同意删除海军大臣四个字，意即否认海军大臣对省部的领导权，同时海军军令次长末次信正被撤职，对字句进行若干修改，把最终的会谈纪要交由军事参议院方面咨询，统帅权问题的争论终告一段落。
6月23日关于统帅权问题的会谈纪要（即前文提到的海军在5月29日提出的备忘录经过修改和删除海军大臣四个字之后的内容）经过在海相官邸讨论之后，海相将其“内示东乡元帅和伏见宫大将得到同意，（其中）作为议长的东乡元帅将召开军事参议官会议”，之后东乡元帅又将其上奏天皇裁可[29]，至此关于统帅权的争论渐趋平息。
加藤军令部长于6月10日向天皇上奏奉乞骸骨[30]上奏书（辞职书），“作为统帅部长行帷幄上奏之权，反对条约向天皇上奏传达乃加藤之职责”[31]，表明辞职之意，他批评滨口内阁的措施：“虽为担当辅弼政务大权之责任者，却胡乱使其政策偏离，不与帷幄筹谋之大权相交涉，而专断上奏如变更常备兵额那样的重大事项，此等情况亦表现如此次对伦敦海军会议代表之复示，其不仅遮蔽大元帅之统帅大权，且进而危及用兵作战之基础，开国防方针常随政变而动摇更改之篇，帷幄之统帅权终将不知其何所归趋，国家之危矣实无严重于此者”[32]，明确表达了加藤反对《伦敦海军条约》的坚定立场，并对滨口内阁所采取的措施严加指责，天皇听完其陈述后未加评论，后海军大臣在午后4点30分拜见天皇，天皇对财部说：“加藤把这个东西拿来自己在那里言说，话的梗概错了，对于加藤的去留……”，财部说“应免去加藤军令部长之职，可由吴镇守府司令官谷口尚真大将接任”，之后财部又上奏天皇转任加藤为参议官得到天皇允可，这一安排被看作是对舰队派的一种妥协，6月11日正式公布了对加藤、末次的免职命令。
从6月11日更换新军令部长之后，政府决定召开海军军事参议官会议审议《伦敦海军条约》，参加者有东乡平八郎元帅、伏见宫大将、冈田启介参议官、加藤宽治参议官，还有新任海军军令部长谷口尚真、海军大臣财部彪。六个人中，三个人同意，三个人反对（东乡平八郎、伏见宫、加藤宽治），因此通过何种手段使《伦敦海军条约》能够得到批准，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政府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对东乡和伏见宫的劝说工作。东乡元帅比较强硬地反对《伦敦海军条约》，华盛顿会议时东乡就反对日本的妥协政策，在海军内部历来与加藤友三郎一派的财部不睦，值得注意的是，东乡在对此事的态度上前后变化很大。政府决定回复之前东乡的态度并非十分反对，说既然政府通过了也只好如此。政府是通过与东乡比较亲近的小笠原长生与加藤二人劝说东乡平八郎元帅。7月份加藤宽治提出，要求财部即刻辞职，而这一点也就意味着财部辞职或许会使内阁垮台，民政党政府应该有效利用天皇、元老、内大臣、民众等支持条约的各方面力量扩大议会的权力，不应有任何的让步，把民主道路在日本得已延伸，然而事实上非但如此，经过协调，政府反而同意了让财部在条约批准后辞职的请求。加藤宽治等人同意去做东乡的工作。
与劝说东乡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对伏见宫的劝说。7月8日下午财部在拜会伏见宫时说“殿下（指表决结果）……好亦可，如坏时定遭国民之怒，非皇族一人之问题，而乃皇室招致国民怨怒之结果”[33]，后包括谷口尚真在内的多位海军部官员，多次拜会伏见宫，最后伏见宫态度为之一变说：“因我而使裁军条约不能批准而对国家不宜，兵备力量不足作为政府之责任应得以补偿的话，对于条约本身自己不能反对”[34]，伏见宫在政府承诺作出补充兵力量的决定后才同意本条约。
军事参议院审议《伦敦海军条约》的上奏文书时，加藤宽治主张应在文书开始写明国防缺陷字样，此举意味着《伦敦海军条约》有关海军兵备力量的规定是有缺陷的，日本的国防亦是如此。文书7月14日得到财部等人的同意，后7月21、22日召开了军事参议官非正式会议，冈田、财部等人说：“如果（条约）有缺陷的话，可以用限制以外的舰艇及航空兵力来充实，（通过）改善防卫设施弥补缺陷是可能的，作为政府轻重缓急来配分财政及其他事情，而为实现作最大努力”[35]。
7月23日上午10点召开的军事参议官会议上，谷口尚真军令部长对上奏文书进行说明，全体人员并无异议，其上奏文书的主要内容是：
大正十二年（1923）亲裁之帝国国防方针乃为适应帝国当时之国情最善之策，然依此次《伦敦海军条约》之协定，基于以上既定方针维持海军作战计划之兵力缺陷，故此次条约批准之时防止缺陷最小之程度，至1936年应采取以下方略。
1.充分活用协定之保有量，维持现存舰船之性能的提高，充实限制外舰船；
2.维持作战计划之必要，充实航空兵力；
3.改善防备设施，充实实验机关，改善教育设施，促进各种演习，充实其他人员、器材、水陆设施等。
采取以上对策之场合，在当前形势之下，不拘泥于条约而产生之影响，国防大体上当无障碍……[36]
上奏文书中虽然称条约致使国防的兵力缺陷，但经若干补充国防用兵当无障碍，条约在日本通过审查之后，应当有部分资金重新流入海军的扩充预算用以弥补国防缺陷。此举一为缓和同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二为舰队派希望将民众的责骂交由枢密院替而代之，表现出极为暧昧的态度，同时清楚显示舰队派虽然未能超越政府职权，但已经影响着日本政府所制定的军事政策。在上奏书中并未明确写明1936年海军条约期满之后续约，而末次信正给加藤宽治的文书中写道“不向破弃亡国的伦敦条约迈进而别无他法”[37]，认为只有废除《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日本才能生存，否则便是开始走向灭亡之路，重申反对条约的坚决态度。条约派与舰队派势力难分伯仲，虽条约派略胜一筹，但舰队派迫使政府同意，通过增加预算弥补条约所致的国防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