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与《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修改

国防方针作为国家国防的最高国策，制定本应由政府主导陆海军共同完成，但日本制定国防的最高国策时，基本排除了政府因素。1907年国防方针初次制定时，首先由陆军提出草案，后经过陆海军军令部门协商将其直接上奏天皇，随即天皇只将《帝国国防方针草案》交给西园寺公望首相组织内阅，当时《国防所需兵力草案》只允许首相一人内阅，意即并无更改之理，而诸如众议院、贵族院议员对此事则一无所知。西园寺首相内阅研究后回复天皇说：“帝国国防方针基于国是乃极其适当，然时下之财力乃不允……希结合国力斟酌缓急”，天皇随即于4月19日再次咨询元帅府，元帅府上奏“帝国国防方针适应内外之形势，合帝国之国是……”，^[28]至此帝国国防方针秘密制定完成。国防方针得到了天皇的批准之后，成为日本的最高国策，同时“确定了日本进攻型的世界战略，成为其后参与并发动世界性战争的根本性指导方针”^[29]，此后日本的历届内阁只有被动遵循其国防方针所要求的兵力，给予陆海军军事上扩充的便利，而无更改之理。

海军所要求的八八舰队计划，在1918年首次修改的国防方针中得到确认并且追加为八八八舰队，海军明确采取的战略是先发制人与舰队决战主义，强调短期决战与速战速决主义的同时，又增加了要有从事持久战的决心与准备。海军的最主要假想敌依然是美国，对美作战分为近战与舰队决战两个阶段，^[30]1907年国防方针的制定以及此次修改都是在陆军参谋本部的主导下完成的。1922年所确立的华盛顿体制使日本海军主力舰的扩充停滞，1921年5月舰队派首领加藤宽治升任军令部次长后，华盛顿会议之后其便积极参与国防方针的再次修改。而所依据的原则是，“近期或将来一段时间之内对帝国国防产生重大冲突而且其国力强大的美国为目标”^[31]。在新修改的国防方针中充分体现了舰队派所主张的对美必战及崇尚短期决战主义的思想，海军条约派与陆军的军政改革派的思想并未过多写入其中。认为“一旦发生战事之际，应该举国家之全力以对敌，速速达到战胜的目的”。强调的依然是短期决战主义，持久战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屈居次席之位。认为同美国在东亚问题上乃是最为主要的矛盾，故此“日美必战”。而这种思想直至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但同时也宣告这种重视初期兵力决战方针也正式失败。修改后国防方针完全是按照加藤宽治的意见，将美国列为第一假想敌国，提出日美之间的战争是宿命论，对加藤宽治而言，美国不单单是日本海军的军备标准参照国，还是近来及至将来不可避免的交战国、必然敌国，日美必战论在国防方针中的体现，对于余温尚存的华盛顿会议来说，乃是日本突破其体制的肇始。(https://www.daowen.com)

1936年日本第三次修改帝国国防方针时，陆海军对待第一假想敌国存在意见分歧，海军在《国策要纲》中认为日本最大的假想敌国应该是美国，国防应行北守南进的战略，而陆军认为第一假想敌国应为苏联，应该实行南守北进战略。参谋本部石原莞尔中佐认为当前日本国策的重点乃是“满洲国”问题，认为“在应付英美持久战准备不足之前，应需同英美保持亲善关系”，否则无法实现对苏开战，完成对苏联的军备，保持对苏八成以上的陆军力量，北方威胁去除之后，再实行积极的南方政策^[32]。经陆海军双方协调后确立了南北并进的策略，并排除政府对此的干预，最终由军令部提议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确定了将美苏作为假想敌国，同时防备中国与英国的策略，在用兵纲领中假想敌国顺序苏美。顺序的改变，一方面是协调陆海军就“南进北进”而产生的摩擦，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对外政策的选择上，陆海军的立场基本一致，扩充军备对外战争。1936年8月7日确定的《国策基准》与《帝国外交方针》中，广田内阁再次确认了南北并进的策略，政府真正成为军令部制定政策的执行者的角色。

国防方针是确定国家国防目标、军队建设以及用兵计划的指导性文件，应由政府主导对国防方针的制定与修改，然而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与历次修订，均不见政府参与其中，陆海军军令部门制定之后，上奏天皇批准，内阁执行。这一过程中，统帅权独立是其最为主要的依据。华盛顿会议之后，尤其是能够统率海军省与军令部的加藤友三郎死去之后，内部派阀加速分裂并走向对抗。日本政府以华盛顿会议为开端，“逐渐由独占殖民地的武力扩张转向重视经济扩张，竭力缓和外部矛盾”^[33]。但军人插手外交事务，与政府形成双重外交体制，在国防方针制定执行的过程中，海军军令部不断对政府施压，在国家存亡盖莫大焉民族利益掩护下，将扩充军备争取政治上的“超法律的野蛮支配权”作为最高目标，并最终在步入无条约时代的广田内阁得以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