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对政治的调整与超越
1931年12月犬养毅继若槻礼次郎之后，成立战前政党政治期间最后一届内阁。荒木贞夫为陆军大臣，大角岑生为海军大臣，高桥是清出任藏相，本届内阁将“恢复经济景气”与“解决满洲问题”作为政府施政的根本政策，汲取滨口内阁金解禁政策的教训，上台伊始便断然禁止黄金出口，脱离金本位制。采取经济膨胀政策，支出庞大的军事费用，得到军部与重化学工厂的支持。1932年海军预算达到了3.13亿日元，比上年度增长27%[38]，军费的增加一方面是刺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军部对政治权力攫取的具体体现。犬养毅内阁中担任书记官长的森恪，长期监视犬养的活动，致使犬养在内阁中已经失去领导力量，[39]海军舰队派以及青年军官均不满滨口政府签订的《伦敦海军条约》，反对势力不断制造事端。
1932年1月18日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在上海策划了对日本五名僧侣的殴打事件，日方指责为中国工厂工人所为，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2，300多人在坦克的掩护下向上海发动攻击，“上海事变”由此爆发。此举乃是在政党政治体制之下，主张军队主导政治的极端分子对内要终结政党政治，对外要冲破华盛顿体制对海军束缚的具体体现。此时政府已不能控制军部的独行，继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门之外的事变不断，而国门之内的武装政变只是时间问题。
1932年5月15日清晨，首相犬养毅死在由海军青年军官主导发动的政变枪口之下，被称之为五一五事件。此次事件是中下级军官第一次付诸实际行动的政变计划，终结战前政党政治，是军权在国家政治中成为压倒一切的绝大权力的开端，明治宪政体制行将崩溃。此时海军从影响政府的施政，转变为影响日本政局的变动，抑或要求取得政治的统治权，元老西园寺公望推举下届首相人选时，排除政党组阁便是例证。选取海军大将斋藤实子爵接替犬养毅出任首相，一方面是用军人内阁替代了政党政治下的文官内阁，力图维持国家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包含有稳定海军对政治权力攫取之意。
斋藤实内阁编制1934年财政预算时，海军认为到1936年可以脱却现行条约的规制，进入无条约限制时代，“势必进入军备竞赛时代”，所以提出了数额庞大的军备预算。在先后召开的五次五相会议（首相、藏相、外相、陆相、海相）上，由于海军的强烈坚持，政府最后通过了总额为4.83亿日元的海军预算，海军军费占到国家总预算的22.3%。[40]
1933年斋藤实内阁确立了“满蒙经营”为“日本外交的枢轴、国家战略”，而9月出任斋藤内阁外相的广田弘毅认为，为了“防止日本的国际孤立”，应该“排除军队对外交的干涉”，实行“外交一元化”体制。[41]而国内民众以及财界希望军部以武力外交或扩张为基础，扩大中国市场。1933年3月22日，枢密院通过了退出国联的决议，同日天皇发布诏书正式宣布退出国联，此举可以清晰表明政治已经被军事掌控，内阁需按照军队的建议行使权力。日本海军在1934年宣布正式退出华盛顿体制，在1935年伦敦会议召开之前，海军舰队派便明确表示，即使与英美决裂，也要坚持在会议上确保与英美的平等权，必要之时，宁可单独退出海军裁军体系，彻底摆脱条约对日本海军的束缚，而冈田启介政府只好被动接受海军的意见，[42]这一点从与会方针中清晰可知。1936年日本宣布彻底退出海军裁军体系，进入无条约限制时代，从此便踏上了疯狂的扩充军备之路。
1936年2月爆发的二二六事件，有多名青年军官被判处死刑，事件平息之后，“陆军进入政治中枢”，正式开始军人政治时代。[43]经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1936年3月广田弘毅组阁，此届内阁被视为准战时体制的正式确立。5月18日上台伊始的广田内阁，便按照军方的要求，修改了陆海军省官制，重又恢复了授予军部强大政治权力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彻底排除文官对军队事务的染指，政府的政策同军部意见相左，便会被军部以“自由主义分子”之名予以拒绝，日本正式开始了法西斯军事政治时代[44]。编制1937年预算时，广田内阁完全听命于军部，在总额为27亿日元国家预算中包含12.3亿陆海军预算，而海军独占52%总计6.4亿，[45]此外政府还为海军追加从1937至1943年总额为8亿多日元的军舰补充计划案，加速海军疯狂扩充军备的步伐。
1936年4月16日日本海军政策及制度研究调查委员会编写的《帝国国策之纲要》中规定，以对内更张庶政，对外确保帝国在大陆之地位，同时向南方发展作为根本方针，希望从此插手国家的内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主张对外应该摒弃同列强协调的外交政策，对英国防备其联合美国，重点对美国充实军备，并强调战略核心为南进政策。[46]1936年第三次修改帝国国防方针以及用兵纲领等国防政策之后，海军同陆军一道又操纵内阁于8月7日通过由总理大臣、陆海相、外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制订了《国策基准》，再度确认了对外的进攻性战争原则，《国策基准》中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与国防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陆军最为主要目标是苏联，而海军的目标乃确保能够对抗美国海军，充实海军军备以确保对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并确定日本的外交政策首先要以圆满完成根本国策为本义。[47]最后陆海军对对方的主张都予以认可，确定了北进的大陆政策与南进的海洋政策相协调的“南北并进”的二元化方针。由海相永野修身提议，首相、陆相、外相四相会议参加制定的作为外务省最高机密的决定的《帝国外交方针》（1936年8月7日）中，又把粉碎苏联侵略东亚的企图，特别是要消除军备上的威胁阻止赤化的反战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方针，同时规定了同德国合作，在外交方针中再次强调了日美亲善[48]。这表明陆海军围绕新的国防方针的修改出现了对立，而广田内阁根本没有能力统一陆海军的意见，无法按政府意图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只能将这种对立原封不动地反映到内政外交政策中即确定“南北并进”政策。此举不仅是政治上对陆海军的妥协，而且意味着必须承担起同时扩充陆海军，完成以美国、苏联为主要目标，防备中国和英国的用兵计划，承担庞大的军事预算[49]，从而强制推行以军部为先导的军国主义政策。以上事实证明，军权已经凌驾于政府权力之上，政治权力成为军队所要攫取利益的执行者，而军队便是政治权力的接管者。海军军令部主导海军之后，便极力为能够成为政治权力的接管者而努力，脱却裁军体系的束缚，干涉政局的施政并影响政局的变动，说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日本海军已经形成对政府的“超法律的野蛮支配权”。对于一直以美国为军备参照国的日本而言，双方战争的到来只缺少合适的时机。
【注释】
[1]佐藤市郎著：『海軍五十年史』，東京：鱒書房，1943年，第330页。
[2]军部总体上认为军部包括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关东军和其他军事机构。军部一词的称呼在明治、大正时代很少用，在批准《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的过程中，内阁与海军首脑部门之间关于统帅权激烈的争论，使矛盾骤然激化，以统帅权为媒介，与政府相抗衡的过程中，军部的概念迅速一般化起来。参见[日]井上清著：《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马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3][日]纐纈厚：《干犯统帅权的论争与参谋本部》，第17页，王振锁译，《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3期。
[4]蒋立峰，汤重南等著：《日本军国主义论》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0-371页。
[5][日]纐纈厚：《干犯统帅权的论争与参谋本部》，王振锁译，《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3期。第19页。
[6]松下芳男著：『明治军制史論』下，東京：有斐閣，1956年，第163页。
[7]松下芳男著：『明治军制史論』下，東京：有斐閣，1956年，第172页。
[8]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31 海軍軍戦備＜1＞』，東京：朝雲新聞社，1969年，第6页。其内容规定：参军是帝国全军的参谋长，由一名皇族上，中将担任，直属天皇；运筹于帷幄之中，负责拟定出兵计划，国防和作战计划；参与作战计划战略上的一切军令，由天皇裁决后，平时立即向陆海军大臣下达，战时由参军向师长，舰队司令长官，镇守府司令长官或特别任命的司令官传达。
[9]海軍大臣官房編：『海軍諸例則卷一（1）』，東京：原書房，1985年，第81页。
[10][日]森松俊夫著：《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页。
[11]松下芳男著：『明治军制史論』下，東京：有斐閣，1956年，第190页。
[12][日]纐纈厚：《干犯统帅权的论争与参谋本部》，王振锁译，《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3期。第20页。
[13][日]纐纈厚：《干犯统帅权的论争与参谋本部》，王振锁译，《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3期。第19页。
[14]松下芳男著：『明治军制史論』下，東京：有斐閣，1956年，第495页。
[15]秦郁彦著：『統帥権と帝国陸海軍の時代』，東京：平凡社，2006年，第185页。
[16]麻田貞雄著：『両大戦間の日美関係』，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17页。
[17]黒野耐著：『帝国国防方針の研究』，東京：総合社，2000年，第276-277页。
[18]黒野耐著：『帝国国防方針の研究』，東京：総合社，2000年，第278页。
[19]黒野耐著：『帝国国防方針の研究』，東京：総合社，2000年，第283-284页。
[20][日]纐纈厚：《干犯统帅权的论争与参谋本部》，王振锁译，《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3期。第17页。
[21]汤重南等编：《日本帝国的兴亡》中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567页。(https://www.daowen.com)
[22]豊田穣著：『海軍軍令部』，東京：講談社，1987年，第132页。
[23]豊田穣著：『海軍軍令部』，東京：講談社，1987年，第134页。
[24][日]森松俊夫著：《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21页。
[25]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第三巻，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321-322页。
[26]1907年9月制定的《军令》中规定：有关陆海军统帅事项，凡经钦定之规定，均称军令；军令需公布者，附以上谕，天皇亲自签署之后加盖玉玺，主管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标记年月日，并签字之。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3页。
[27][日]井上清著：《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马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4页。
[28][日]井上清著：《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马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2页。
[29]徐勇著：《征服之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30]黒川雄三著：『近代日本の軍事戦略概史』，東京：芙蓉書房，2003年，第117页。
[31]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91 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198页。
[32]島田俊彦、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2年，第357页。
[33]蒋立峰，汤重南著：《日本军国主义论》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3页。
[34]黒野耐著：『帝国国防方針の研究』，東京：総合社，2000年，第205页。
[35]伊藤隆編：『続現代史資料5 海軍加藤寛治日記』，東京：みすず書房，1994年，第45页。
[36]林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録』2，東京：第一法規出版社，1981年，第389页。
[37]林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録』3，東京：第一法規出版社，1981年，第213页。
[38]工藤美知尋著：『日本海軍と太平洋戦争』上，東京:南窓社，1982年，第119页。
[39]日本现代评论社编：《昭和宰相列传》，孙雷门、申泽福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页。
[40]转引自林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録』3，東京：第一法規出版社，1981年，第326页；工藤美知尋：『日本海軍と太平洋戦争』上，東京:南窓社，1982年，第119页。
[41]黒川雄三著：『近代日本の軍事戦略概史』東京：芙蓉書房，2003年，第182-183页。
[42]转引自林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録』3，東京：第一法規出版社，1981年，第355-356页。
[43]冯玮著：《日本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554页。
[44]筒井清忠：『二二六事件の政治力学』，第269-270页，三宅正樹編：『軍部支配の開幕』，東京：第一法规出版社，1983年。
[45]工藤美知尋著：『日本海軍と太平洋戦争』上，東京:南窓社，1982年，第119页。
[46]島田俊彦、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2年，第354页。
[47]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1978年，第344页。
[48]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1978年，第345-346页，林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録』3，東京：第一法規出版社，1981年，第407页。
[49]汤重南等编：《日本帝国的兴亡》中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581-5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