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军令部权力的扩大

《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批准过程中产生的统帅权的争论，滨口内阁借助冈田启介海军大将等人的影响力，最终以批准海军条约并附带对海军进行补充而告终，但海军军令机关通过统帅权的争论以及对军令部权力的扩大解释，将原属于军政大权的军队组织权纳入到军令大权之中，使海军军政统领军令的既有体制遭到破坏，而统帅权独立在海军军令部彻底完成，军令部的活动彻底排除了议会与政府的约束。围绕《伦敦海军条约》的批准，海军军令部与海军省的矛盾表面化，然而通过此次统帅权的争论，原本属于海军军政大权的“军舰建造的决定权也转移至军令部之手”^[22]，同时海军军令部为了对抗陆军由皇族出任总参谋长这一事实，1932年2月2日海军军令部长也由皇族伏见宫博恭王担任，并在5月晋升为元帅，成为日本首位缺乏实战经验与赫赫战功的海军元帅。(https://www.daowen.com)

1933年1月由大角岑生海相、伏见宫军令部长、荒木贞夫陆相、闲院宫参谋总长等陆海军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舰队派明确提出“军队数量是国防用兵所绝对必要的因素，决定权在陆海军，应由统帅幕僚的参谋总长与军令部长起草，最终决定也要通过这一帷幄、统帅机关而行”。^[23]1933年9月27日海军军令部又在皇族伏见宫等人的胁从下强行修改了军令部令，颁布《军令海第五号令》，同年还修改了“大本营关系规程”、“军令部编制”、“省部事务互涉规程”等，这些规程制度的修改，使海军军令部长名称变更为军令部总长，同陆军参谋总长具有同一意味。并且使原本属军政大权的国防用兵计划改由“军令部总长负责制定国防用兵计划，传达用兵之事宜”。^[24]为了能够获取军令部在海军部内的统治地位，加藤宽治还教唆各联合舰队的各舰舰长与干部60名上书末次信正司令官与伏见宫，阐释现有海军力量不足，要求与美国海军的平等权。^[25]自《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签订以来，海军省与军令部争论不休的军力数量的主管事务应归谁管理的问题，时至军令部令的修改之后，已经明确划归军令部管辖，至此海军统帅部门的权力被无限放大，海军省权力缩小，同时表明政府已不能有效遏制军令部扩张的态势，加速使日本走向国际孤立，并最终选择战争作为军事统率政务的悲惨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