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届特别议会与侵犯统帅权问题
明治宪法颁布实施以来，有关统帅权的主体、实施等问题的争论未曾停止过。争论的实质是对明治宪法的第11条（天皇统帅陆海军）与第12条（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的解释问题，对此在本文第一章及第六章都有阐述。议会在努力扩大权力的同时遭遇宪法赋予军部统帅权独立特权的阻击，军部千方百计阻挠政府特别是众议院扩大权力，由此产生的矛盾到1930年第58届帝国议会上表现尤为明显。在第58届特别议会上，政友会认为政府侵犯了统帅权，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政友会作为政党正式放弃扩大议会权力的努力，放弃了政治的民主化进程，转而同军部一道攻击政府。这不啻于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同时也加剧战前政党政治在日本终结的步伐。
1.第58届特别议会（4月21日—5月14日）
4月2日政府同意签订海军条约后，围绕着日、美辅助舰比例问题，因交错往复的电文而引发了争论。尽管加藤宽治军令部长在其后曾多次表明既然政府同意了也只好如此的态度，东乡平八郎、伏见宫对待政府的回复也并未表达出过强的不满，然而统帅权问题一经政友会在第58届特别议会上提出之后骤成轩然大波，一夜之间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藤军令部长态度突变，称政府此次回复决定侵犯了统帅权”[2]。政友会此时提出侵犯统帅权问题，被看作是一种早有计划的预谋。[3]
在2月份进行的第17次选举中，民政党在众议院中获有273个议席（其中政友会174议席，国民同志会6议席，无产各派5议席，革新党2议席）[4]的绝对多数，在众议院拥有绝大的发言权。4月25日滨口首相在议会演说中，就《伦敦海军条约》做如下说明：“今年1月21日以来，在伦敦举行日、英、美、法、意五国参加的海军会议，经过3个月各国全权代表的不懈努力，于本月2日签订条约，本帝国政府以不对别国产生威胁又不受别国之威胁为原则，以保有国防必要之方针进行协商，幸意见一致使协定成立，对内则减轻国民之负担，对外又增加同各国之间的协调，为确保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乃为值得庆幸之事”[5]。随后币原外相在演说中指出“对于辅助舰而言，我国可保有量（条约所规定吨数）与现有量仅差5万余吨，但是到1935年会议之际（《伦敦海军条约》第23条第（二）款规定，各缔约国应于1935年召集会议，制定新约），现时保有之力量无论就重型巡洋舰还是辅助舰的总吨数而言，与我国未来之要求并无差异。尽管潜水艇的保有量与我国之主张明显缩少，但是保证了与英美的完全均势，并且英美也放弃了当初废弃潜水艇之决定。……协定之结果有利于我国实现减少军事费用，并且相信协定期间能够保证我国防之安全”，币原还说“政府乃充分斟酌军事专家之意见，是以确乎之意念决心加入此条约的”，“币原的演说是极其合理而且明快的见解，然未顾及复杂而又微妙的海军部内的气氛”，从而币原的演说“刺激了军部”敏感的神经，再加之此时政友会提出了侵犯统帅权的问题，所以成为了政治矛盾的导火线[6]。
陆军“虽然反对海军的大舰巨炮主义，但对海军裁军问题却采取了旁观的不干涉态度，表面上几乎没有什么动作”[7]。一般意义上认为，统帅权问题上的争论，政府同政友会、右翼势力、军部之间的意见是截然对立的。然而如此认识乃是“不充分的”，“陆军省和海军省对缔结《伦敦海军条约》是持肯定态度的”，同时在关于侵犯统帅权的争论中也是“消极的”，而真正的对立是政府同“陆海军的两个军令机关（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之间的对立，“围绕统帅权的解释和统帅权独立制的运用方法”使这种对立更趋明显[8]。
2.统帅权问题的争论
在特别议会开会时，“正值以美国为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开始波及日本之时，政友会应以金解禁、紧缩财政等政策询及政府施政能力”[9]，然而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等人直接攻击政府侵犯了统帅权，从而引发了事关统帅权问题的争论。(https://www.daowen.com)
统帅权的争论就是对明治宪法的第11条（天皇统帅陆海军）与第12条（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不同见解的争论。伊藤博文在《宪法义解》中对宪法第11条的解释为天皇“设帷幕之本部，亲自统帅陆海军”，“本条表明兵马之统一乃至尊大权，专门属于帷幄之大令”，第12条的解释为“本条表明，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亦为天皇所亲裁”，并注释“此虽固然有负责大臣辅翼，亦与帷幄之军令一样，属至尊大权，且无需议会干涉”[10]。伊东巳代治作为宪法的起草者之一在《关于大日本帝国宪法衍义（抄）》一文中，将宪法第11、12条并列分析，文中区分了军政、军令部门的职责，但并未直言统帅权问题[11]。议会与军部之间统帅权问题的争论焦点是军力的编制大权与统帅权由谁负责。而此次特别议会上争论的统帅权问题是，决定回复案之时，军令部与政府的意见是否一致，“制定国防计划海军方面由军令部长负责，而决定国防计划依据宪法第12条规定，属于天皇的大权，在作决定时按照惯例须经军事参议院的咨询”[12]，反对者认为一未经军令部长同意，二未召开军事参议院会议，由此侵犯了统帅权。
在此次特别议会上，政友会按所定计划，犬养毅、鸠山一郎在众议院对政府进行质询，而男爵议员池田长康、坂本俊笃则在贵族院方面给予犬养毅以支援。此外内田信也、前田米藏、井上清纯、山崎达之辅等人均质问政府侵犯统帅权一事。
4月26日犬养毅在议会上质问：“……海军会议业已结束，军令部长是否断言让步七成兵力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国防，作为军事专家而言，军令部肯定是其中心”，滨口答曰：“你的话中虽谈及军令部长的声明，但政府坚决承担对议会所需之国防责任，根据现在帝国保有之实力，帝国国防乃是安全的”。鸠山一郎质问道：“政府无视军令部之意见或是违反其意见而制定国防计划，想知道是否负政治上的责任”。滨口答曰：政府不仅对海军军令部而且对军部之专门意见都充分加以斟酌，并未有无视其意见之事实。[13]
在议会上就政府是否侵犯统帅权争论正酣之际，议会外支持政府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博士，在《帝大新闻》（4月21日）与《东京朝日新闻》（5月2—4日）上发表多篇关于统帅权的文章与评论。文章指出“军队的统帅权是指指挥统帅军队的活动，军队编制权是指设置军队职权，军队乃国家之设施，由国家设置军队，设置军队本身乃国家之行为，内阁当有专门辅弼之责任。军队编制的制定及辅弼之权能，应属于内阁，并非属于军令部，也并非属于军令部的共同任务。”[14]美浓部达吉明确表明政府行为并未侵犯统帅权。
政府应对各方质询，多采取美浓部达吉博士的观点，但因要顾及此时军令部、枢密院、贵族院等多方面的微妙情况，则并未像美浓部达吉“军令部的意见作为政府的参考尚好，但没有任何决定权”这样直白的表达，而是“努力使用些不致使气氛变僵的语言”来阐述政府的观点[15]。政府围绕统帅权问题一致认为：“条约缔结之际，对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没有任何违反宪法之处，条约的缔结纯属国务”，“一充分斟酌了军令部的意见，二对于议会政府负国防上的责任，三对于回复当时内部手续上的争论及对宪法的认识上的议论并没有回答的必要”[16]。政府尽管采取了相对缓和的言辞，然而众议院、贵族院的质问依然在继续，社会舆论也在攻击政府的妥协态度。
4月30日前田米藏在众议院上质问：“依宪法第十一、十二条之规定，所谓的统帅事项、编制事项是否属于国务大臣辅弼之责”，滨口答曰“脱离具体问题就宪法问题的解释不作积极回答，就抽象的问题仅限于保留答辩”[17]，5月7日在贵族院上池田长康问道“关于《伦敦海军条约》在签署前是否得到了海军军令部长的同意”，滨口答曰“政府在签署之前，已经充分斟酌了军令部的意见，然后才签订的”，5月8日井上清纯问“外务大臣凭什么断定国防上的安全？”外相币原重申“对此既有充分理由，也有单纯理由，充分的理由乃是军事机密问题在此不便言及，单纯理由乃是充分斟酌我军事专家之意见”。[18]
政友会虽为政党，但并不为扩大议会的权力而努力，反而在行动上采取与政党历来不睦的军令机关同一步调，战前日本议会解决统帅权问题的最后时机便悄然而逝。军令部方面也就统帅权问题攻击政府，使此时的民政党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民政党政府也想充分发挥政党的力量，借以突破明治宪法体制下对政党发展的束缚，但最终《伦敦海军条约》在国内批准之时，其时间已达半年之久，自己又作出了诸多的妥协与让步，从而反映出突破既有宪法构架的艰难。陆军参谋本部也参与其中，并于5月2日得出结论，认为滨口内阁决定对伦敦海军会议方案的答复过程，就是因“无视或轻视统帅部”而“侵犯统帅权”，遂“破坏建国之基础，危及帝国之生存”[19]。5月14日，第58届特别议会结束，然而关于统帅权的争论并未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