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会谈的召开
1.预备会谈的背景
1934年5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致信日本驻英大使松平恒雄：基于《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第五部分第二十三条：除非三个主要的签约国提前提出签署另一更广泛合理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否则将在1935年召开会议，制订新条约，代替本条约）的规定，打算于1935年召开各加盟国的海军会议，为能够更好地完成各项议题，使会议顺利进行，首先打算进行预备交涉。提议得到了日美两国的支持，随即开始了英美日三方针对即将到期的《华盛顿条约》与《伦敦海军条约》的预备会谈。
美国对日本辅助舰的扩张以及国防方针的每次修订一直给予高度的关注，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因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采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振兴政策，充分利用国内复兴重建的良机，开始大规模扩充海军，以防止来自日本的威胁。“1933年6月，他从公共建设工程专款中拨2.38亿美元，建造总计12万吨的32艘舰艇。这个数字和已经国会同意建造的共达1.7万吨的五艘舰艇加在一起，建设费用总数是1916年以来海军建设费用的三倍，也是从那时以来最庞大的一项海军建设计划。”[26]
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国内盛行的孤立主义直接左右总统的决策，尽管如此，罗斯福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下次裁军会议失败的必然性，洞悉到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美国所主张的将各国军舰再减少20%的要求。历史学家斯蒂芬· 佩尔慈指出：这是一个“使日本人和国会都无可奈何的策略。他通过大力鼓吹裁军，使华盛顿那些批评他的人无话可说，同时还把军备竞赛的责任推到了日本人头上”，[27]这已表明罗斯福总统主张参加此次会议的真实意图。实际上罗斯福总统一方面是要摆脱美国孤立主义情绪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想借此次会议破裂之际加大对海军预算的投入与军备扩充。
日本海军舰队派在伦敦海军会议后，一直力图改变对美国的比率限制，实现与英美海军吨位数量相等的要求，同时力图摆脱裁军条约的束缚。而参加此次会议，无非是为使日本更加体面地退出裁军条约的限制寻找适合的借口，为海军谋求独立发展的空间。海军方面认为若无法突破同英美二国的比率主义限制，“日本独霸东亚并吞中国的政策所不容许的”，日本占中国东北之后，以东亚盟主庞大帝国自居，更不肯“屈居于次等海军国的地位”[28]。1933年10月的五相会议中，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说因要对“美国介入远东要采取断然排击”的策略，所以要“脱去旧有裁军条约的束缚”，大力发展海军以对抗美国，而后外务次官重光葵甚至有“1936年可能同美国开战”[29]的忧虑。其后的事实则证明，由于日本的强硬又无半点妥协之意，致使两次大战间的“海军假日”时代终结，日本进入了无条约限制时代，海军的扩张进入了“新的时代”。
英国极力扩大海军的实力，以能够确保其海外殖民地的安全，但又很难接受日本所要求的平等军备的思想，同时又很难突破国内“和平主义”的政治倾向，极力避免战争的非现实指导思想的束缚。美、英、日三国心态不一，但均不想独自承担会议失败的责任，所以都作出不想放弃实现裁军的姿态，预备会谈注定了矛盾重重。
2.预备会谈的内容
英美曾想邀请苏联与德国共同参加此次裁军会议，但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反对，并反对讨论东亚的政治问题。海军军令部认为预备会谈会议正式召开应该在1935年4月召开，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五国都应参加此次会谈，伦敦条约到期之后不在续约，并应该“最迟到本年度末通告退出华盛顿条约”，并在“新的会议中应该保有同英美等同的海军力量”[30]。目的仍是藐视国际社会的谴责，无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孤立，是一种公然挑战国际正义的举动。(https://www.daowen.com)
海军会议的预备会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34年6月18日—7月17日；第二阶段为10月8日—12月末。6月18日，英美日会谈中，三方仅就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参加国以及手续上的事情进行了探讨，并未涉及实质问题的讨论。英美第二次会谈时，麦克唐纳首相指出：“英国政府所直面之事态，与《伦敦海军条约》签订时迥异，为确保远方（之安全），有增加巡洋舰之必要。宜暂且搁置远东问题，而英国政府特别忧虑的是法国与意大利海军均计划建造35,000吨级别的战舰二艘”。[31]意即想要突破《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对英国巡洋舰吨数的限制，而又赞同日本不谈政治问题的主张，并不排除有再次建立日英同盟之嫌，因此英美之间产生隔阂。6月23日第二次日英会谈时，英国方面要求日本拿出明确的方案，但日本政府一直未能确定具体谈判方案。此前，英国表明，由于欧洲政治形势的变化，应该保有70艘巡洋舰，但美国则反对英国“增加巡洋舰削减其他舰种之吨数”的要求，主张“修正现存条约，各国缩减总吨数的20%”。[32]
6月29日日本政府电训松平大使，指出“关于实质问题的讨论，帝国政府于10月再派遣相关人员进行”。日本在1933年10月份召开的五相会议上便已初步确定了对此次海军会议的态度：废除或者停止对日本不利之条约，成立新的协定，要求海军的平等权[33]。后又在10月25日的五相会议决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要以世界和平为念”，“关于国防要在不使日本受到别国威胁以及避免遭到外侮之同时，注意使国防与国力相适应”。[34]7月9日松平大使与戴维斯会谈中指出，日本所以迟缓提出自己的实质性方案，是因为国内政府面临新旧内阁的交替，对此次海军会议，政府与军部之间尚存诸多疑义，需花费时日协调国内各方意见，故此时日本政府并未能够拿出一个实质性的方案。7月17日英美日三国发表了一个并无实际内容的三国共同公文，“体面结束”第一次会谈。
7月8日，原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就任首相，内阁成员保留了原内阁中的外相、陆相、海相三大臣，而海相大角岑生留任时附加条件是，政府同意“1935年海军会议不应拘泥于现存军缩条约之不利形势，军备权的平等乃为国家生存权之绝对性之基础”的这一主张。此事说明日本政府原则上已经同意了海军要求平等权的极不符合实际的主张，海军意志已经开始左右政府的决策，军人对政治的干涉正走向极端。
1934年6月8日，联合舰队司令、海军大将末次信正提出《军缩对策私见》，认为《华盛顿条约》与《伦敦海军条约》的存在“难免使我国国防永久不安，一日不废除乃无法恢复独立国家的国防自主权”，对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建议“废弃现有条约”使日本进入无条约状态乃为最上之策，《私见》中充分体现海军舰队派的主张。[35]军令部于1934年6月完成了充斥舰队派主张的《军缩会议海军案》，指出“本会议决非讨论东亚问题的会议”，“于此次会议，期待帝国国防之安固，以缔结新协定为根本方针”，如若有碍国防稳固之嫌，则无须协定，同时指出帝国政府力主“攻击之军备乃应极力缩减，防御军备应该整备”之方针，这一主张其真正用意乃是防止英美两国海军对日本本土的威胁，使英美无法通过军事手段不干涉日本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还指出对《华盛顿条约》应“速行废弃之通告（最迟本年末前）”，并提出“如此次会议协定不成立之场合，催生建舰竞争之势，而帝国当同英美保持平等”。[36]海军案经过近三个月的讨论，最终于9月6日形成《海军军备预备交涉之帝国国防方针及对日本代表训令案》，作为日本参加预备会议的谈判方针。
《海军军备预备交涉之帝国国防方针及对日本代表训令案》基本承继了《军缩会议海军案》的方针，但同时着重指出“各国应保有兵力协定的共同最大限度”，主张军舰总吨数主义，意即各国可在事先协定好的总的吨数范围内，随意建造各种舰船，不必区分种类。如此要求因日本没有遍布各大洲的海外殖民地；也没有向美国一样地跨两大洋，所以可以用同等的财力建设更多适合日本需要的舰船，所以力主“极力缩减攻击之兵力，整备防御兵力”，“倘若沿用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对我帝国国防建设甚为不利，为实现我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根本方针，务必在本年度末以前，向条约成员国发出废除此条约的通知”，明确了海军军令部所主导的要求废止《华盛顿条约》的意见。[37]但作为日本参加此次会议预备会谈代表的山本五十六少将（在会谈中的11月15日晋升为中将）抛却海军浮躁的思想，认为：“仅看看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和得克萨斯州的大油田，便可明白我们把美国作为对手与其进行毫无限制的建造军舰的军备竞赛，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是我们日本国力所承受不了的”。所以山本认为，缔结海军裁军条约，虽然不能保证日本获得平等地位，但比“建造军舰的军备竞赛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要好得多”。[38]
1934年10月8日开始第二阶段会谈，日英美三国之间分歧较大，尤其是日美之间。美国要求修改《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延续华盛顿会议所制定的比例，然后在此基础上缩减现有军备的20%。日本则主张平等基础上的“共同最大限度”，并且力主将航空母舰全部废除，如若不能废除的情况下，要求主力舰6艘（356毫米炮、单舰2.8万吨—3万吨），航空母舰0—3艘（单舰不超过2万吨），重型巡洋舰6—8艘，轻型巡洋舰12万吨—13万吨，潜水艇要达到12万吨。英国的要求更为具体，主力舰15艘（单舰2.5万吨、305毫米炮），航空母舰5艘（单舰2.2万吨）巡洋舰总计60艘49.1万吨，驱逐舰10万吨—15万吨，主张尽量减少潜水艇的吨数。[39]
会谈中针对英国打算同意日本增加舰队实力一事，罗斯福总统指示戴维斯在谈判过程中，要往英国领导人头脑中灌注如下概念：“如果大不列颠竟使人们认为他宁愿同日本人交往而不愿同我们一起，那么为了美国的安全，我就以明确的努力，不得不拉拢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地的公众情绪，使大英帝国的这些自治领清楚地认识到他未来的安全是同我们美国人连在一起的”，来自美国的压力及英日双方均无诚意促成再次同盟，麦克唐纳与外交大臣约翰·西蒙不得不出面否认同日本人做交易的企图，[40]消除了英美之间对待日本问题上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