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五事件
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结束之后，日本国内成立法西斯性质的政治团体“樱会”[1]，强烈反对政府签订海军条约。围绕海军条约的批准所引发的统帅权问题的争论也久未平息，为战前日本的政党政治埋下行将终结的种子。海军军令部强调条约给国防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要求政府在预算上予以弥补，政府通过与海军省部等方面的协调，最后在政府各项预算均减少的情况下，通过了海军为期八年总额达到3.9亿日元的补充计划。《伦敦海军条约》在国内被批准之后，滨口雄幸也因遇刺受伤于1931年4月辞职，在由谁接替首相一职问题上，时任内大臣秘书官长的木户幸一说“现内阁的施政方针并非徒劳无益，亦不可言已经进退维谷。特别是滨口雄幸总理大臣虽因病辞职，但实质乃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暗杀，因此而辞职”，所以“再三考虑认为今日之情况，若槻礼次郎男爵”乃最适合为首相一职。[2]
若槻继任首相之后，有9名滨口内阁成员留任，并继续推行行政、财政以及税制的改革，对外仍推行对英美协调外交体制。随后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与十月事件彻底结束了若槻所领导的民政党政治。关东军和日本军部在政府主导之外，利用统帅权独立擅自在中国东北沈阳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仅仅让军部接受了不扩大方针而结束此事件，并未有任何行动上的实际约束力。究其原因“问题在于若槻内阁企图利用军部的侵略行动，达到通过外交途径所没有达到的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权益的目的”。[3]政党政治体制下的政府，已经在内部同意了日本军部在中国的侵略行动，已经丢掉政党政治的执政理念，经济危机下的广大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变成了军部有意领导政府体制的动力之一。“九一八”事变，打破了日本对外宣称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日美关系因此而恶化，海军则要求发展军备保持各国的均势，以确保国防安全，舰队派同时要求政治上的话语权甚至政治领导权。
十月事件是日本右翼团体樱会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计划对国内进行根本政治改造的一次未能实行的政变计划。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是樱会的中坚人物桥本欣五郎，计划动用10个中队，袭击首相官邸占领警视厅，并早早拟定了新内阁的名单，后因事情败露、政变者内部派别分立而致使计划流产。“九一八”事变与十月事件中政府对军部扩张以及“侵略的纵容，不仅使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转向民众拥护军部，而且民众以及大资本家纷纷认为战争是转移经济危机的最好办法，[4]从而也使政党政治在政治上加强了对军部的依赖性，注定了政党政治在战前日本行将终结的命运。而两次事件中因为军部的纵容，其主要发动者均未受到法律的严惩，仅仅采取了一种象征性的惩罚措施而已。民政党若槻内阁在失去支持之后，于1931年12月总辞职。继任者为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其政策继承了政友会所主张的积极强硬的外交策略，明显倾向于军部。但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并不支持军部所策划的伪满洲国，这与军部的主张大相径庭，引起民间法西斯的不满。
《伦敦海军条约》签署及在日本被批准后，引发了日本海军部分军官与士兵对政府的不满，加之民间法西斯运动兴起“改造国家”运动，旨在推翻政府改由军部统治。井上日昭以及由井上所带领的血盟团、陆海军青年集团等在十月事件失败之后，决定不采取集体袭击的行动计划，改成实行“一人一杀”的单独暗杀计划。1932年2月9日刺杀了民政党的选举委员长井上准之助，3月5日刺杀三井财阀的总负责人团琢磨，但随后井上集团遭到警察调查后，陷于毁灭之中，此事件被称为“血盟团事件”。
“血盟团事件”之后，海军中尉古贺清志、中村义雄决定继续采取集体恐怖行动，并得到橘孝三郎所领导的爱乡塾的支持，作为血盟团的继续，“海军青年军官和橘孝三郎派民间法西斯势力共同策划发动新的政变”，其计划的第一步乃是在5月15日袭击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本部和三菱银行，其后袭击警视厅。[5]事变当天海军中尉三上卓执笔《告日本国民书》抨击内阁政策，政变分子认为“贫困与不平都是政党政治所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君侧锄奸，将一切权力重新交还天皇”，[6]故此，1932年5月15日晨，海军青年军官、陆军候补生以及民间右翼分子（包括大川周明，头山满等人）将策划已久的暗杀行动付诸实施（见图5-1）。海军青年军官堂而皇之地闯进首相犬养毅的官邸，犬养毅只说了句“有话好说”，便被“毋庸赘言、下手”的言语以及枪声所替代，犬养毅被乱枪射死，随他一起终结的还有战前日本政党政治。参加枪杀犬养毅的有海军中尉三上卓、山岸宏，海军少尉村山格之，预备役海军少尉黑岩勇、陆军士官学校本科生野村三郎等人。武装政变军人海军中尉古贺清志、陆军士官学校本科生坂元兼一等攻击了内大臣牧野伸显的住处，海军中尉中村义雄等人攻击政友会本部，除此之外还对警视厅，元老西园寺公望的住处与办公室，三菱银行以及东京周围几个变电所进行了攻击，并投掷手榴弹，但并未引发较大的骚乱，随后政变遭到镇压而平息。(https://www.daowen.com)
（五一五事件图示 图5-1）
五一五事件的主谋者最后在民众的纷纷请愿以及幕后军部的暗中支持中并未被判处死刑，以“忧国之至情有可谅”为借口，多以10年左右的刑期为限，这种判决明显带有军部的包庇，并对其后军人干涉政治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该事件导致与军部特权对抗下的政党政治彻底终结，军部决心利用此次事件彻底摧毁政党的统治，实现由军部掌控日本政权的格局。此次政变是由海军青年将官主导并引发的，早在伦敦海军会议之前便出现以“改造国家”、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为目的的法西斯组织，此次事变是改造国家建立军事独裁政府的一次尝试。海军青年将官极力攻击政党政治，并声称《伦敦海军条约》侵犯统帅权独立制从而危及日本的国防安全。
五一五事件终结了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进程，将战争带入不可逆转的轨道之中。军人干涉政治的方式已经由和平获得发展到以武力夺取。五一五事件乃是海军下级军官等阴谋发动的力图组织军人内阁实施的“军国主义体制的政变”，显示此时“政党内阁已经丧失其控制局势的权威，如无军队的配合与支持，内阁显然无法控制军队”。[7]武装政变形式的出现，显示出此时军部希望以强硬的方式悍然夺取国家政权，并迅速实施对文官政府和整个国家实行法西斯统治。“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中国沈阳，在日本国境之外，而五一五事件则直接将现任首相犬养毅枪杀，可见文官政府已不能有效控制军部势力的发展，海军对政局的影响已经步入直接要求用武力夺取政治权力的阶段，成为日本国内发动武装政变的模本，成为海军对政局变动影响的最为直接的行动方式。究其根源乃是军权在宪法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军政、军令的二元管理体制的实现以及明治宪法规定的“帷幄上奏权”与统帅权独立赋予了军部超内阁的特权，海军省、军令部等军事部门“各自为政互不相从，尚无强有力的统一管辖，外无其他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从而促使“思想上优越化、法律上绝对化、组织上无序化的强大权力”，在其成熟的条件诱导下，便会产生强大的威力。[8]而此次由海军青年军官主导的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
五一五事件之后，作为政府元老的西园寺公望在推举下届首相人选时，同原藏相高桥是清、枢密院议长仓富勇三郎、内大臣牧野伸显等重臣进行谨慎的磋商之后，放弃了推举政党领袖担任首相的努力，也未推荐现役军人，而推举朝鲜总督的海军大将斋藤实子爵。用军人内阁替代了政党政治下的文官内阁。新闻媒介报道了政变发起者在法庭上的陈述及要求进行“国家改造的观点，引起了国民各阶层的共鸣”，这一点普通的青年军官尤甚，[9]实际上五一五事件已经将日本带入准法西斯统治时代，从而使国内财阀与军方结合下形成了“中间内阁”或称“举国一致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