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与政治的调整、超越与变容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1872年兵制改革之后,在富国强兵口号的指引下,经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与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成功加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日本国家的国防战略也由守势国防向攻势国防转变。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4年的“天佑”良机庇护下,经济迅速发展,债务国迅速变成债权国,也导致了日本军备的急速扩张。而明治宪法所确立的统帅权独立与帷幄上奏权使军事不在内阁的管辖范围之内,政党抑或政府同军队之间相互对立的焦点始终集中在预算投入与国家政体上,意即一是国家如何发展,二是国家的发展应该在谁的领导之下。国家政治的领导者应该集中在拥有统帅权独立与帷幄上奏权的军部手中,还是选择近代民主主义发展所形成的政党之手,成为明治维新特别是进入大正末期昭和初期这一段时间内政治上的主要矛盾。
海军作为军部的一部分,自然而然主张构筑军事优先的领导体制。海军在1907年就将美国确定为假想敌国,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军令部将日美必战作为发展扩充海军的目标与基础,否定日本政府所确立的协调外交体制。由此,急需摆脱1922年至1936年间所确定的海军裁军条约体系,从而建设完全“自立”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亦是海军参与国家政治的主要目标。海军内部的派别之争以舰队派获胜告终,由此加速攫取政治上的领导权,积极干涉影响日本政府的施政,明确南进政策,并将其作为海军扩充军备的口实。(https://www.daowen.com)
1922年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结束之后,日本政府对海军的预算投入大幅减少,所占国家预算比例至1928年大体维持在15%左右[1]、1936年结束的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使日本成功脱却海军裁军体系的束缚,彻底步入无条约限制时代,告别世界“海军假日”时代。军令部主导的海军已经开始凌驾于政府之上,从而取得了超法律的野蛮支配权,这便是1922至1936年间海军与政局关系的总体特征。日本进入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海军与政府之间为了调整双方紧张矛盾的关系,全面实现对外的侵略,为最大限度实现战争的目的又开始相互妥协。无论如何,海军与政府之间关系处理的失当,促使日本更快选择对外战争的步伐,也加速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