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华盛顿体制”的限制
1.日本政府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控诉，国联派遣以英国人维克多·李顿（Victor.A.G.Lytton）为委员长的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实地调查，1932年9月完成调查报告书，并于10月2日公开，认为“满洲国”是不合法的傀儡政权。在李顿报告书公开之后，日本曾公开否认侵略中国的事实，1933年2月因不满李顿调查团认定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3月22日日本枢密院“投票表决，通过了日本内阁退出国联的决议”[10]。5月25日又在日内瓦国联裁军会议上公开表示，不准备在延续已经签订的两项限制海军军备条约，[11]随即毅然决然地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使日本的协调外交渐行渐远。斋藤政府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激发了日本人对自己以及以外世界认识的变化”，国民开始“转向支持军队”。[12]
斋藤实继任首相之后，日本政治便进入军人政治时代的展开阶段。继任时，15名内阁成员只有5人是政党出身，其余均是由军方高层或官僚担任。此时民生凋敝、城市通胀压力巨大，政党政治家们贪污腐化事件不断被曝光，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之声充斥于耳。政府采取了通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发展，但是由于以海军预算为中心的军费开支急速增加，财政收入严重不足，积极财政政策的收效极为有限。
据1933年9月13日《东京朝日新闻》报道：时任斋藤内阁的大角岑生海相认为，1936年对日本来说是事关重大的年份，政府应该完成昭和期第二次军备补充计划案。财政大臣从日本财政方面考虑对此持反对的态度，认为海军对美国所保持的比率是适合日本国防的，国防政策应以国际协调为根本。9月广田弘毅就任外相，为改善退出国际联盟后日本的国际地位，着手推行所谓“协和外交”，试图既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又缓和与欧美大国的关系，主张外交应以外务大臣为主，而非军部，但收效甚微。随后10月召开的五次由首相、藏相、外相、陆海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其目的乃是调整日本外交政策与国防、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制定日本在退出国联之后、外交孤立状态下的政府对外政策，也是政府力图摆脱外务省、军部外交上的二元体制。但陆海军大臣参与其中，使军部的发言权增大，而陆海军所做的决策已经影响日本政府所制定的外交、内政等政策的实现，政府所作努力收效甚微。
斋藤内阁因“帝人事件”[13]辞职后，继任者为海军大将冈田启介。1934年7月3日冈田所主导的举国一致内阁正式成立，外相广田留任。冈田内阁时期，军部干预政治的倾向日益明显，日本政府与军部双重外交体制越发明朗。冈田内阁期间所召开的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便是海军干预政治的具体表现。这一时期军队推行强势军备扩张路线，“海军要求废除1936年底到期的裁军条约”，陆军则要求增加“关东军司令官的权力和在满的军事力量”，作为回应，冈田内阁使日本在“满洲”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也“确定了废除伦敦海军裁军协定的方针”，并制定新的海军方针，以适应军部的要求。[14]冈田大将在1930年批准《伦敦海军条约》的过程中，被认为是倾向于条约派人士，但是时至今日出任首相之时，已经没有办法阻止海军对政治的干涉，内阁成为海军政策的执行者。
2.海军突破“华盛顿体制”
《华盛顿条约》签署之后，海军所制定的八八舰队计划不得不因之修改，并且对已开工未完成的军舰实施改造或者解体，主力舰的建造受到限制。但因辅助舰并未受到吨位的限制，便加速建造巡洋舰、驱逐舰、大型潜艇等舰种，并同时开发新式的远程大口径鱼雷，以求在开战之初能够发挥辅助舰的数量、速度优势以及鱼雷战的优点，并力图在最后的舰队决战中能够以已经成型的“六四舰队”击败美国来袭的主力舰队。
1924年2月5日山下源太郎海军军令部长提出，到1930年日本“新建造的驱逐舰单舰排水量1,900吨，潜水艇全部大型化，将1万吨以下的航空母舰称之为航空补给舰，计划建造1万吨级巡洋舰12艘、驱逐舰36艘、潜水艇28艘”的庞大计划。1925年10月26日内阁通过了建造4艘驱逐舰的建议，1927年3月政府通过了建造重型巡洋舰4艘、驱逐舰24艘、潜水艇4艘的决定。[15]其后为了应对海军裁军会议，日本海军于1927年10月15日，日本海军以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为委员长，由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军务局、海军舰政本部、海军航空本部等特别任命的成员总计22名，成立日本海军军备限制研究委员会，旨在研究在裁军条约限制范围内日本国防上，海军以美国为参照国的造舰计划。(https://www.daowen.com)
《伦敦海军条约》批准之后，日本实施了“[16]计划”（“丸一计划”），计划建造包括巡洋舰4艘、驱逐舰12艘、潜水艇9艘在内的舰艇39艘。[17]日本海军又于1933年对计划进行追加，并在1934年3月20日予以公布，进而形成了1934年至1937年的第二次补充计划，即“[18]计划”（“丸二计划”），包括建造2艘排水量为10，050吨的航母、2艘排水量在8，400吨的巡洋舰、排水量为1，380吨的驱逐舰14艘以及潜水艇4艘，计划完成时，日本将拥有主力舰10艘、航空母舰6艘，以及4.5个重型巡洋舰支队、5个潜艇支队、39个常备基地航空队。据统计自《华盛顿条约》签署生效之后到1934年末日本宣布退出《华盛顿条约》之际，日本海军用于建造主力舰的军舰制造费为0.71亿日元，而用于建造巡洋舰、驱逐舰、潜艇等辅助军舰的辅助舰艇制造费达7.7826亿日元。[19]
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之后，海军预算非但未减少，反而呈现逐年增加之势。1931年海军预算是2.1亿日元，占当年总预算14.9亿日元的14.1%，但是1934年的海军预算已经达到4.9亿日元，占当年总预算22.2亿日元的22%，财政预算1934年比1931年只增加了48.5%，但海军费却增加了130%（见表5-1）。
《伦敦海军条约》被批准之后，海军军令部将大部分条约派人士编入预备役，大量任用主张扩充海军军备的舰队派人士入主要职。从陆海军统帅部与陆海军省的关系上看，海军军令部的职权要大大低于陆军参谋本部的职权，为此海军军令部一直在争取扩大军令部的权力，1932年2月2日伏见宫博恭大将出任海军军令部长，试图以此来改变军令部的权限范围，2月8日军令部次长也由加藤宽治[20]大将流派的高桥吉三郎中将就任，实质上掌握了海军军令部的实权[21]。在其成为军令部次长之后，便着手对军令部编制进行修改并努力加强政治权力的工作。
1931—1934年预算情况（表5-1 单位：亿日元）
（表格来源 佐藤市郎：『海軍五十年史』，東京：鳟書房，1943年，第330-331页。）
1933年9月27日军令部又强行修改了军令部令，颁布《军令海第五号令》，其中规定“军令部乃掌管国防用兵一事之机构”，将海军军令部长改为军令部总长，由天皇任命，总长直属天皇，参与最高统帅部机密事物的策划，统辖军令部，“掌握国防用兵之计划，传达用兵之事”，规定次长的职责是“辅佐总长管理监督各部门事物”，大大增加了军令部总长的职权范围，[22]进一步削弱海军大臣的职权。大角岑生海相对军令部权力的修改坚决反对，但最终屈服于皇室的压力，通过了军令部令的修改。同年10月1日，又将《海军省部交涉规定》修改为《海军省、军令部业务交涉规定》，上述两条法令的修改改变了军政对军令系统的统治，军令部的权限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得到大幅的扩大。军令部无视日本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现实，一味地要求政府加大对海军的预算投入。作为舰队派的中心人物之一的末次信正中将在1933年11月由第二舰队司令官升任联合舰队司令官，由其执笔《非常时期国民全集·海军篇》一文，制造并强调“1935、1936年危机”的舆论[23]，其意在突破上述两条约对日本的比率要求的限制，大力提升军令部在政治上的发言权。1933年11月15日的《朝日新闻》称此事为“海军异动”，对舰队派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排挤条约派、增加军令部权力的一种方式，从人事行政的大局来看定当不受欢迎的。
军令部内反对日本奉行协调外交政策的声音日益强烈，认为1922年《华盛顿条约》和《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中规定的比率主义以及对各舰种吨数的限定，不符合日本海军发展要求，要求重新修订或取消比率，并努力寻求军备上与英美的平等权。[24] 1933年10月21日军令部第二部第二课的石川信吾中佐写成《针对下次军缩对策之私见》一文，文中断定“下次军缩会议无成功之算、围绕太平洋的国际关系的冲突乃是以会议的决裂为契机”，认为日本“应该放弃比例主义同英美等同”；并要求各国“废除主力舰以及航空母舰”；“只限制各国的总吨数、各国在总吨数范围内自由选择建造的船只”，认为日本当下最应该建造的是五万吨级战舰2艘，其主炮9门口径应在508毫米，并建造以两万吨级巡洋舰为主体的国防造舰计划。[25]这种主张不是单纯要求保持对美七成的比率，而是强烈要求与英美的平等权，同时也体现了舰队派所追求的大舰巨炮主义，而废除全部的主力舰及潜水艇的主张，则被认为是日本退出裁军会议的口实而已。甚至连成功签订了《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的民政党，竟然也支持海军所谓平等权的要求，可见海军疯狂扩军思想已完全脱离了经济的束缚。以军令部为首的舰队派扩充军备与介入政治的欲望空前强烈，这也加速了日本选择对外战争的步伐。军事已脱离政治体制的有效束缚，并成为政治的实际主导者，海军已经突破华盛顿体制的束缚，彻底脱却裁军条约的规制只是时间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