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方针的再次修改
华盛顿会议对各国主力舰比例的限定，促使日本重新审视制定于1907年并在1918年修改的《帝国国防方针》。能够有效协调政党与军部之间关系的平民首相原敬，在华盛顿会议之前便被刺杀，所以此次国防方针的修改注定仍要越过政府的羁绊。国防方针的制定与修改依据宪法的第11条有关统帅权的规定，加之惯例，首先由军令部门先行制定，其后交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总理大臣审议。1907年《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以及1918年的第一次修改都是由陆军参谋本部方面提议并且提出方案的。1921年5月海军舰队派的加藤宽治升任军令部次长，海军军令部在华盛顿会议之后积极参与并策定对国防方针的再次修改。而制定所依据的原则是“以近期或将来一段时间之内对帝国国防产生重大冲突而且其国力强大的美国为目标”[66]，由此海陆军便趁机修改了《帝国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及《用兵纲领》。
华盛顿会议之后，陆军内部在对美问题上，大体也形成了两派：其中之一便是以宇垣一成为首的被称为“军政改革派”，认为日本的海军实力无法同英美两国相对抗，而“应该建设能够抵御苏俄与中国的军事力量，要避免一贯意义上的北守南进政策”，避免同英美之间的直接对立与战争，从而倾注于建设能够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变北守南进为南守北进政策”；另一方则是以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长为首的“现状维持派”，认为日本没有充足的石油、钢铁等战略资源，有必要追求短期决战主义，对于兵器与士兵的精神力而言，精神力乃为首位，也就是“与其说在追求装备的近代化，不如说是追求士兵精神的强化”。[67]陆军的现状维持派与海军的短期决战派也就是舰队派的主张大体相同，均认为对美国必战，并且崇尚短期决战主义，这种思想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但同时也宣告这种重视初期兵力的决战方针的正式失败。而这次帝国国防方针的修改中，海军的总力战派与陆军的军政改革派的思想并未过多写入修改后的国防方针之中。政府与陆海军统帅部围绕对华盛顿体制的认知上可以说是“同床异梦”，其主要原因便是军事统帅部成为日本政府选择近代化道路的挑战者[68]。
《限制海军军备协定》将日本修定于1918年的《帝国国防方针》海军所希冀的八八舰队计划变成泡影，而陆军所确定的假想敌国——俄国也在一战行将结束时转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使陆海军均失去了名义上的扩军理由，尤其海军方面的主力舰停建，要谋求日本海军的发展以及对美国的七成比例，只能大力建造辅助舰只。由参谋本部与军令部策划修改经日本陆海军大臣共同协商，于1922年6月4日参谋本部与军令部相互交换国防方针案，6月14日相互交换用兵纲领与所需兵力案，12月8日经过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与军令部长山下源太郎协议正式确立，于当日提交首相以及陆海军大臣。12月19日陆军大臣山梨半造对此协议案并无异议，时任首相的加藤友三郎兼任海相一职，12月22日以海相身份回答说“没有异议，但事关兵力的充实整备乃要考虑帝国的财政以及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其许可的范围之内逐次渐进实行”。后经元帅府[69]1923年2月21日答复，认为参谋总长与军令部长所制定的新的国防方针以及用兵纲领等符合日本的国防现状，是适应战后世界各国的形势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并希望迅速实现国防所需兵力的整备，后经天皇裁可，最终确定国防方针、用兵纲领以及作战方针。
《帝国国防方针》规定：“国防的本质乃是保障帝国的独立自主维护国利国权顺应帝国国策，以图增进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福祉”，在“为了避免国际孤立”的同时，“要对与帝国冲突机会最多的国家特殊警戒”，“一旦发生战事之际，应该举国家之全力以对敌，速速达到战胜之目的”。可见方针强调的是短期决战主义，并未重视持久战在军事战略上的作用。方针认为同美国在东亚问题上乃是最为主要的矛盾，故此“日美必战”。这同刚刚签订完的《华盛顿条约》中加藤友三郎所主张的日美不战、避战截然相反。方针同时强调对同日本接壤的中俄两国，以亲善为宗旨，力求为我所用，同时要始终保持“威慑他们的实力”。海军的战略乃为先发制人、舰队决战以及“渐减邀击”作战战略，其主要目的是应对同美国的战争。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海军战略向“渐减邀击”战略转变，设定与美国开战之初，日本海军便迅速占领菲律宾和吕宋岛，利用潜艇、驱逐舰或航空母舰的航空部队在前线攻击来袭的美国舰队，达到削弱其实力的目的，最后在日本近海进行主力舰队的决战。
为此《国防所要兵力》确定陆军作战师团为40个，海军主力舰与航空母舰的吨位同《华盛顿条约》所规定一样，主力舰9艘，航空母舰3艘，但巡洋舰、潜水艇的艘数较多，巡洋舰40艘，水雷战队及潜水艇旗舰16艘，驱逐舰144艘，潜水艇80艘，总吨数在122万吨，并确定航空兵建设17队，以弥补主力舰建设的不足。同时《用兵纲领》确定，日本军队的作战乃是基于国防方针的陆海军协同作战，采用“先发制人”和攻势的战略，即海军在敌人之前先占领所需之地点，迅速集结兵力击破敌人主力舰队，并具体阐述对美国、俄国、中国的作战方针。坚信日美必战论，确定美国为第一假想敌国，而中国、苏俄次之的战略。虽然日本在此次修改中，加入了总体战与经济战的内容，并且有“坚持长期战”的准备，但是并未能够成为国防方针的主要内容。[70]
此次修订国防方针极为秘密，所体现的主导思想与日本政府所主导的对美不战的协调外交体制相矛盾。新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以及《用兵纲领》，否定了加藤友三郎在华盛顿会议上所坚持的对美不战的原则，而完全是按照加藤宽治的意见，将美国列为第一假想敌国，日美之间的战争宿命论贯穿于其中。对加藤宽治而言，美国不单是日本海军的军备标准国，还是近来及至将来的不可避免的交战国和必然敌国，日美必战论在国防方针中的体现对余温尚存的华盛顿会议来说，乃是日本突破其体制的肇始。因此围绕华盛顿会议所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见解与意见上的对立，成为海军内部分裂的起点，舰队派与条约派的雏形形成。陆军要求南守北进与海军北守南进策略在此次国防方针修改中并未达成一致，而是各自确定其主要假想敌国。
《帝国国防方针》的修改乃是国家的最高的国防的基本国策的变动，所涉及的范围较广，需多部门协调执行，尤其是需议会通过财政预算，然而在日本无论是第一次制定及其以后的修改，均由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抛开内阁单独制定而形成。国防方针上奏天皇裁可之后便成为基本国策，也成为军事部门扩充军备的纲领性文件，这实际上执行的是“军事统治政务的原则”，陆海军的决定已经超越政府的控制范围[71]。华盛顿会议之后，尤其是能够统率海军军政与军令系统的加藤友三郎死去之后，内部派阀加速分裂对抗。军人插手外交事物，逐渐与政府形成双重外交体制。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华盛顿会议为开端，“逐渐由独占殖民地的武力扩张转向重视经济扩张，竭力缓和外部矛盾”[72]。
华盛顿会议前，确定加藤友三郎海相为日本全权代表之后，原敬首相暂时行使海军大臣之职，原敬被刺之后，代理海相一职由继任首相高桥是清代为执行。此时海军的舰队派还未能完全呼风唤雨，虽干涉政治但并未能左右政局走向，加之海军中加藤友三郎的绝对控制能力，使得日本政府大幅缩减海军预算成为可能。然而在其后修改的国防方针中，军令部修改了对美不战的华盛顿会议的主旨，随着部分开国元老以及海军统帅人物加藤友三郎的相继离世，政府与海军之间缺乏有效的统合，反对《华盛顿条约》的力量逐渐显露。同时赞成海军条约的条约派与强硬反对的舰队派之间的对立关系，亦因加藤友三郎的去世，而逐步明朗化，海军内部的派阀分裂与斗争也已经从内里较量逐步到外部斗争，并开始逐步干涉政局，日本政局向战争倾斜的趋向日趋明朗。海军内部派阀的形成，终结了军政对军令系统的控制，即舰队派开始对条约派进行抗争，意在成为海军思想的主导与实际对外行动的领导者，此后，舰队派强力要求脱却裁军体系的束缚，要求积极以美国为海军标准军备国疯狂扩军。二十年后的日美之间的战争便是舰队派所主张的日美必战、大舰巨炮主义的具体实践。
【注释】
[1]黒川雄三著：『近代日本の軍事戦略概史』，東京：芙蓉書房，2003年，第148页。
[2]山本权兵卫内阁的成立，被认为是陆军与政党斗争的产物。山本内阁以海军为基础，以政党支持为背景，施政方针的重点在于海军的扩充上。
[3]角田順著：『政治と軍事—明治·大正·昭和初期の日本』，東京：光風社，1987年，第62页。
[4]角田順著：『満州問題と国防方針』，東京：原書房，1967年，第648页。
[5]林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録 』2，東京：第一法規出版社，1981年，第199-201页。
[6]歴史科学協議会編：『史料日本近現代史Ⅱ』，東京：三省堂，1985年，第7-9页。
[7]池田清著：『日本の海軍』下，東京：朝日ソノラマ，1987年，第38页。
[8]周颂伦著：《近代日本社会转型期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9]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8 大本営·陸軍部＜1＞』，東京：朝雲新聞社，1969年，第250页。
[10]黒川雄三著：『近代日本の軍事戦略概史』，東京：芙蓉書房，2003年，第117页。
[11]北冈伸一著：『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第326页。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8大本営·陸軍部＜1＞』，第219、221页。41个军团相当于原61.5个师团的兵力，相当于1907年国防方针所规定兵力的1.2倍。
[12]麻田貞雄著：『両大战間の日美関係』，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52页。
[13]黒川雄三著：『近代日本の軍事戦略概史』，東京：芙蓉書房，2003年，第117页。
[14]北冈伸一著：『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第326页。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8大本営·陸軍部＜1＞』，第219、221页。41个军团相当于原61.5个师团的兵力，相当于1907年国防方针所规定兵力的1.2倍。
[15]麻田貞雄著：『両大战間の日美関係』，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52页。
[16]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8 大本営·陸軍部＜1＞』，東京：朝雲新聞社，1969年，第221-222页。
[17]冯玮著：《日本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487页。
[18]周颂伦著：《近代日本社会转型期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19]林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録』2，東京：第一法規出版社，1981年，第309-310页。
[20]林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録』2，東京：第一法規出版社，1981年，第313页。
[21]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31 海軍軍戦備＜1＞』，東京：朝雲新聞社，1969年，第741页，此处数据与下页引自工藤美知尋著：『日本海軍と太平洋戦争』上，東京：南窓社，1982年第118-119页上的数据略有差异，但是本文只为说明海军预算所占比例情况，故并无较大影响。
[22]周颂伦著：《近代日本社会转型期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5页。
[23]黒川雄三著：『近代日本の軍事戦略概史』，東京：芙蓉書房，2003年，第137-138页。
[24]张一凡著：《列强军缩外交战斗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38-39页。
[25]麻田貞雄著：『両大战間の日美関係』，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54页。
[26]李次民著：《五强海缩会议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页。
[27]工藤美知尋著：『日本海軍と太平洋戦争』上，東京：南窓社，1982年，第116页。
[28][美]内森米勒著：《美国海军史》，卢如春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224页。
[29]张一凡著：《列强军缩外交战斗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35页。
[30]芦田均著：『最近世界外交史』后篇，東京：明治図書株式会社，1934年，第740-741页。
[31]蓋平，周守一著：《华盛顿会议小史》，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23年，第4页。
[32]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91 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183页。(https://www.daowen.com)
[33]鹿島守之助編：『日本外交史』第13卷，鹿島和平研究所，1971年，第27-30页。
[34]蓋平，周守一著：《华盛顿会议小史》，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23年，第7页。
[35]麻田貞雄著：『両大战間の日美関係』，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02页。
[36]蓋平，周守一著：《华盛顿会议小史》，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23年，第9页。
[37]李次民著：《五强海缩会议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3-54页。
[38]有竹修二著：『斎藤実』，東京：时事通信社，1986年，第71页。
[39]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华盛顿会議軍備制限問題』，東京：外務省，1974年，第33-38页。
[40]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华盛顿会議軍備制限問題』，東京：外務省，1974年，第72-76页；滋賀貞著：『大战后の世界史』，東京：大同館書店，1931年，第106页。
[41]哈定演说的主要内容有：此地之会深信为20世纪文明之良心的觉悟；举世数万万平时纳税，战时死国之生民，所望于其当局者，不外乎易破坏之消费，改为建设之消费，其目的在于生者及来者之福利也。
[42]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华盛顿会議軍備制限問題』，東京：外務省，1974年，第72-76页；滋賀貞著：『大战后の世界史』，東京：大同館書店，1931年，第106页。
[43][美]S·F·比米斯著：《美国外交史》第三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50页。
[44][日]阿川弘之著：《山本五十六》，朱金，王凤芝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45]麻田貞雄著：『両大战間の日美関係』，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53页。
[46][美]S·F·比米斯著：《美国外交史》第三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50页。
[47][日]阿川弘之著：《山本五十六》，朱金，王凤芝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48]麻田貞雄著：『両大战間の日美関係』，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53页。
[49]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91 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186-187页。
[50]新井達夫著：『加藤友三郎』，東京：時事通迅社，1985年，第62页。
[51]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华盛顿会議軍備制限問題』，東京：外務省，1974年，第86-87页。
[52]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华盛顿会議軍備制限問題』，東京：外務省，1974年，第81页。
[53]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91 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187页。
[54]鹿島守之助編：『日本外交史』第13卷，鹿島和平研究所，1971年，第58—59页。
[55]外務省編：『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上，東京：原書房，1966年，第534-535页。
[56]工藤美知尋著：『日本海軍と太平洋戦争』上，東京：南窓社，1982年，第142页；新井達夫著：『加藤友三郎』，東京：時事通迅社，1985年，第74-75页。
[57]《国际条约集》（1917—192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740-760页。
[58]主力舰定义为：用来进行战斗的、非航空母舰的舰船，其排水量超过10,000 吨，或主炮口径超过203 毫米。航空母舰定义为：是用来从事战斗目的、排水量超过10,000 吨，明确只用来搭载飞机的舰船，飞机由此起飞并降落。二战初期以前各国均将战列舰作为主力舰，后由于飞机技术的发展，航空母舰逐渐成为主力舰。
[59]新井達夫著：『加藤友三郎』，東京：時事通迅社，1985年，第153页。
[60]林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録』2，東京：第一法規出版社，1981年，第389页。
[61]林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録』2，東京：第一法規出版社，1981年，第390页。
[62]转引自[日]信夫清三郎著：《日本外交史》下，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04页。
[63]转引自麻田貞雄著：『両大战間の日美関係』，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63页。
[64]山田朗著：『軍備拡張の近代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第100-101页。
[65]山田朗著：『軍備拡張の近代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第98页。
[66]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91 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198页。
[67]黒野耐著：『帝国国防方針の研究』，東京：総合社，2000年，第214-215页。
[68]黒野耐著：『帝国国防方針の研究』，東京：総合社，2000年，第215页。
[69]1898年1月19日设立元帅府，作为军务上辅弼天皇的最高机关，是军事上的最高顾问。
[70]以上内容可参见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91 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195-202页；黒川雄三著：『近代日本の軍事戦略概史』，東京：芙蓉書房，2003年，第142-162页。
[71][日]井上清著：《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8页。
[72]蒋立峰，汤重南著：《日本军国主义论》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