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派与条约派思想的对立

围绕华盛顿会议所确定的主力舰对美国六成比例问题，日本海军形成舰队派与条约派两派对立局面。海军条约派统帅加藤友三郎的意见在《华盛顿条约》中得以体现，即主力舰对美六成比例，但作为舰队派核心的加藤宽治中将，主张通过建造辅助舰弥补主力舰的权限，总吨位达到对美国七成的比例，并在1923年修改的国防方针中得以体现。可以说围绕华盛顿会议中日美比例问题的争论，是日本海军派阀之争明朗化的开端。加藤友三郎去世之后，其后继者并未能形成特有的影响力，未能有效控制军令部门，使反华盛顿体制的力量逐渐增强，并开始对条约派反击，直至1930年日本成功签订《伦敦海军条约》。虽然如此，但是海军军令部附属海军省管辖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海军内部围绕《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所引发的统帅权问题的争论，使条约派与舰队派对立明显，最终成为昭和法西斯运动的导火索^[15]。两派相争最终以舰队派的胜出宣告结束，而舰队派所确定的北守南进思想，同时也将日本带入不可逆转的战争之路。

舰队派主要是指赞成军令部长加藤宽治等人思想的势力，其统帅为加藤宽治，主要成员多就职于海军军令部，强烈反对华盛顿以及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所签订的条约，反对主力舰对美六成比例，认为海上权利的消长事关国家的盛衰，主张日美必战论，并重视精神主义轻视作为国家总体战的基础的国力^[16]。

加藤宽治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结，认为英国海上战略的失败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变为长期战的主要原因，故此应该“采取积极的攻势，以短期决战达到战争的目的尤为重要”，强调速战速决，并且认为“日美之间围绕对中国权利的争夺最终会演变成政治问题”，美国据此会凭借海军实力“实施强行争夺”，所以日本务必保持对美七成的海军力量，唯如此“方能解决外交与军事问题”。^[17]而作为舰队派二号人物的末次信正的思想大体等同于加藤宽治，1934年6月8日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末次说“能够解除现在陆军后顾之忧，不屈从于美国的恫吓，掌握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则必须依赖于海军”，而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英辅则担心，“美国海军新式舰艇的完备”拉大日美之间海军的实力。^[18]通过对舰队派思想的分析，认为大体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则是错误估计美国的形势，认为美国会因中国东北的利益与日本发生战争。其二是注重舰队决战、速战速决主义，力图通过一场战争全歼对方主力舰队，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引导，日本所造军舰大都是大舰巨炮主义的产物，大和号战列舰便是最好的例证。

舰队派的主要人物有：元帅东乡平八郎、伏见宫博恭王，大将加藤宽治、末次信正、山本英辅，联合舰队长官高桥三吉中将、镇海要港部司令官小林省三郎中将等。(https://www.daowen.com)

条约派思想的原点是加藤友三郎海相的思想。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察，加藤友三郎认为未来的战争应该是总体战，绝非短期决战抑或速战速决主义。通过对美国与日本两国综合国力的分析指出，自然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贫瘠的日本无法同美国相抗衡，应该绝对避免同美国之间的战争，即日美不战，认为日本为了适应“长期的总体战，应该确立新的守势海军战略”。但在加藤友三郎的思想中也隐含有“为了海军的综合利益，维持对美国防备的大海军”的思想。1923年加藤友三郎去世之后，条约派一直缺乏强有力的统帅，而以就职于海军省的人士居多，其思想中带有明显的对英美协调思想，肯定华盛顿以及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所确定的裁军条约，明确主张完善必要的海军军备，在远东海域能够对抗英美任何一国海军，并且能够保障台湾以北的亚洲大陆的交通线。条约派认为日本海军具有能够统领东亚海域的实力便可，无须达到对美七成比例。^[19]

条约派主要人物有大将加藤友三郎、斋藤实、冈田启介、财部彪、野村吉三郎、山梨胜之进、小林跻造、佐世保镇守府长官左近司政三中将、第三舰队司令官堀悌吉中将、井上成美少将。（双方人员及思想见下表6-1）

舰队派与条约派双方的国防思想与人员构成（表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