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与政府施政

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军政与军令制度的设立，效法欧洲大陆国家法国，实行一元体制管理模式。二者在制度上未彻底分离，也并未实行军事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制度，都置于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模式的管理体制范畴内，陆海军均不能干涉或影响政府的内外政策。但陆军率先实现军政与军令二元体制管理之后，军权便独立于内阁之外，军队设有独立于政府的司法系统，明治宪法明确规定了军队的统帅权独立，由此产生军权与内阁权力的矛盾，海军军令系统独立之后，也利用统帅权独立与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干预政府的施政。

华盛顿会议召开时，日本政府鉴于1921年度军费的支出比例高达国家总预算的48.3%，认为“现今之国防计划对其财政现状而言乃是过重之负担，希同列国协调进行军备限制乃极为必要的”^[34]希望协调同英美之间的关系，避免外交上的孤立，力图维持在远东以及西太平洋海域的现状，主要是继续把持日本独占中国的态势，并希望借限制军备之机，减轻财政负担。然而军事部门认为在中国“满蒙”问题上，美英对日本形成潜在的巨大威胁，加藤宽治中将在参加华盛顿会议之际，自恃为海军专家委员，所考虑问题乃在政治之外，认为作为军人“应该对海军军备限制提出率直的意见”，所以不应该屈从美国的意见，应该保持对美国的七成比例，日美两国围绕中国问题上，必会产生政治上的矛盾，所以“日美必战”^[35]。(https://www.daowen.com)

时任海相加藤友三郎认为战争乃国力的比拼，所以对美战争乃不可能之事，或者说是暂时应该避免同美国开战，主张裁减军备。1922年6月加藤友三郎继任首相之后，日美两国主力舰队决战已不可能时，同意增强辅助舰以弥补主力舰的不足。编制下年度军事预算时，因裁撤主力舰规模节省经费3.88亿日元，将其中1.81亿日元重又投入到辅助舰的建造之中。^[36]华盛顿会议之后形成的以加藤友三郎为核心的条约派与以加藤宽治为首的舰队派，国防思想虽然相差较大，然而双方都认为日本应该建设大海军，在1923年修订的国防方针中，主张对美作战构想以及国防所要兵力的数量等方面并无较大的差异。加藤友三郎虽不主张日美必战，但认为有必要保持对美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应该建设能足够防御本土的大海军，一面对美不战，坚持对美六成比例，另一方面又强调建设大海军，这便是条约派思想的自我矛盾之处。日本政府努力协调同英美之间的关系，海军却在1923年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将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国而充实军备，认为日美之间的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但因此时海军军令部尚处于海军省所能统辖范畴之内，对政府的外交与内政影响有限，并未产生较为明显的矛盾冲突。

华盛顿会议之后至“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占据日本外交中心的乃是历任加藤高明、滨口雄幸、若槻礼次郎内阁的外相币原喜重郎所提倡的协调外交体制。1929年7月滨口接替田中组阁之初，便确定了金解禁与裁减军备的政策，但围绕《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所产生的事关统帅权的争论，海军军令部强硬反对政府对美国的协议案，与政府之间产生严重的对立。军令部攻击政府侵犯统帅权、引发海军内部对立的同时，也给国民留下“币原外交乃软弱外交的强烈印象”^[37]。《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在日本国内的批准过程异常繁杂，政府借助多方力量，并且同意按照舰队派所设定的条约获得批准之后更换海相、增加海军补充计划费等方案，方才获得批准。此时条约派与舰队派尚处于难分伯仲阶段，但舰队派已经影响政府内阁人员变动以及预算的分配，强势介入政治，对政府对外关系中应采取的方针政策或与国防相关的国务问题拥有绝大的发言权，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