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在近代西方文明强力外压与日本幕藩体制自身变革之下，迅即接受西方文明进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仅用三十余年的时间，便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步伐，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巨大飞跃，《马关条约》以及《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将日本带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成为亚洲步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唯一一国。在步入列强行列的同时，日本也接受了弱肉强食、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将帝国主义理论成功应用于日本国家利益过程中的是大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伴随中日、日俄两次战争而签订的上述条约将其逐步从理论变成现实。

明治维新之后，历经明治、大正及至昭和初期，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趋向愈加明显，而伴随资本主义文明输入而成长起来的政党，由于受到明治宪法体制的限制而一直处于未能通畅发展的状态，对海军军令部与陆军参谋本部对外侵略扩张的政治诉求不能形成有效的遏制。双方在激烈斗争与互有妥协局面下相互积蓄力量。议会拥有的预算决定权与军令部门的统帅权独立、帷幄上奏权尖锐对立，矛盾突出。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关于主力舰的限制海军军备协定之后，日本海军形成舰队派与条约派的派系之争，而在1923年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明确将日美必战作为主导思想加以贯彻，使日美关系重又回归对立的态势。1924年步入政党政治时期，由于政党发展天生畸形，未能形成有效抗争军部对政治的干涉与介入的机制。1927年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的失败，致使辅助舰问题的交涉迟滞于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的签订才得以解决。

1930年英美日法意五国在伦敦商讨辅助舰吨位以及比例问题，经过多次协商探讨，最终签订《伦敦海军条约》。此次条约的成功签订是战前日本政党政治对海军军令部的胜利，是条约派对舰队派的胜利，民政党政府所主张的金解禁和缩减军备都在政策上得到实施。《伦敦海军条约》的签订使得民政党政府完成了政府领导军事的既定目标，然而同时，也蕴藏了失败的因由。条约在国内批准过程中，对统帅权问题争论的解决方式，是条约派对舰队派妥协的开端。而翌年1931年日本就迈出了对中国全面侵略的关键一步，军部在未经政府授权的情况之下在沈阳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军权对政治的干涉已经向夺取国家领导权方向延伸，虽此次事变为陆军为之，但是对海军尤其是下层军官则是一种暗示。

1932年五一五事件，是由海军青年军官主导的武装事件，枪杀在任首相犬养毅。犬养毅成为舰队派与条约派围绕《伦敦海军条约》相互斗争的直接牺牲者。这一事件彻底终结战前日本政党政治体制。主导事件的青年军官政变后并未受到法律的严惩，此举对军人干涉政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后海军军令部逐渐超越并取代海军省的权力，海军大将加藤宽治所主张的对美七成比例、对美必战论、大舰巨炮主义即舰队派的国防思想，其声威不断扩张，而力主对美六成军备，建设防御舰队的条约派人士在1932年后逐渐被编入预备役，逐渐退出海军实际领导权的争夺。这使得1935年召开的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上，日本对待裁军体系的态度变得简单而又一致，此前日本政府按照海军之意已经提前发表声明废止《华盛顿条约》，而参会的目的无非是使日本海军体面退出裁军体系。1936年英美法三国所签订的海军军备松散协议，无非就是三国建造军舰数量相互通报的一个模式，而条约本身也并没有构成对各国建造军舰的限制，其“作用只是把建造军舰的情形相互通知罢了”^[1]。可见此时因国际局势的变化，大国间已经意识到无法用裁军体系来维系持续二十余年的“海军假日”时代，日本的提前退出，等于宣告无限制军备竞赛开幕和战争危局迫临。

纵观1922年至1936年的“海军假日”时代，日本海军与政局之间关系，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https://www.daowen.com)

其一是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后，由于加藤友三郎强力的统率作用，初现端倪的舰队派与条约派的矛盾虽已初现端倪，但既置身于明治宪法体制之中，亦各得其所。

其二是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后，围绕《伦敦海军条约》批准而引发的统帅权问题的争论，文官政府成功战胜舰队派，达到战前政党政治的最高点。1932年海军青年军官主导的五一五事件，终结了政党政治。舰队派逐渐取得了海军的实际领导权，并力图实现对日本政局变动的影响程度超越法律规制的范围。

其三是1935年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后，1934年日本宣布退出世界海军裁军体系，1936年步入无条约时代之后，政府已经不能有效控制海军的主导军令部。1936年成立的广田内阁成为战前的准战时体制，按陆海军军令部的意见制定了“南北并进”的基本国策，说明政府无有效方式控制军权对政治权力的接管。而此时海军作为军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陆军一道掌控“超法律的野蛮支配权”，政府却沦落成为军事统帅部所制定政策执行者的角色。

【注释】

[1]《国际条约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59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