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思路及目的
近代日本政治体制是指明治维新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体制，体制带有专制性，也是伴随着幕藩体制解体而逐步确立的。政治体制的确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近代日本的政党以及在1872年实行征兵制以后建立并逐步强大起来的陆海军军事力量。明治维新后，近代西方文明、文化传入日本，与本土文化发生激烈碰撞，引发了日本旧有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变革。明治政府明确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作为国家新确立的战略指导方针，积极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成果。
明治政府按英国模式创建海军、按法国（后改为德国）模式创建陆军，海陆军成为近代日本国家机器强力运转的军事基础，并在西南战争[1]及对中国台湾的侵略上初显军事的重要作用。明治政府成立后，对旧的幕藩体制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伴随政治体制的改革，国防军事理念由单一防守逐步向对外进攻转变。明治政府建立二十余年之后，便在甲午之年将作为中心文明的中国打败；三十余年之后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又从俄国控制下的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分到自己的利益地，从而确立了日本作为准世界列强的国际地位。上述利益的获取，一方面依赖于日本的近代政治经济体制的成功创建，另一方面则依靠其逐渐强大的军事力量。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关键之役均在海上打起，海军的作用为世人所瞩目。近代日本海军对政治的影响渐次加强，同政局变动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多变。及至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所主导召开的旨在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确立远东太平洋新秩序的华盛顿会议，开启了为期十余年的世界“海军假日”[2]时代。此后历经1927年的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1930年及1935年的伦敦海军会议，将世界军事大国的海军力量用比例以及固定吨数加以限定，虽然各国颇感此法仍有不足之处，但华盛顿会议所开创的用条约限定海军军舰吨数的协定，提出了一种调整国际力量对比的全新思路。
因《华盛顿条约》的签订，日本国内围绕对海军军备限制协定的态度，初步形成条约派与舰队派两派相争的格局，日本海军对政治的影响日益深入，同政治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紧张。近代以来的日本，正是由于独特的政军关系处理失当，未能有效协调政府与军部二者之间的关系，军部才最终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主导者，导致对外侵略战争的爆发。败战之后，日本学者、民众对战争的批判反省过程中，陆军历来成为诟病的主要对象。认为正是陆军利用统帅权独立与帷幄上奏权使军人擅权，并逐步执掌国政，才陷日本于对外侵略的不义战争之中。不可否认，陆军在日本对外侵略的过程中，居于主导或者说是领导了此次对外战争，然在实际研究中往往忽略海军在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日本在完成近代化的进程中，军队与政府之间的力量协调及利益矛盾的有效解决，是确保近代日本能够迅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同时在国内、国际秩序的创建上，军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调整日本国民利益、国家利益以及完成近代化目标的政治机能上发挥着独有的作用，军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直接决定了近代日本政治方向及外交政策的选择。近代以来欧美国家的军队与政党大都经“国民革命”而形成相互协调的关系，使军队保持着近代化的特性。但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军队依然保持着特有的封建性特征，这种封建性在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上予以正式确立，这与近代文明的产物——政党之间发生矛盾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并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宪法第11、12条），从而确立了统帅权独立的军事制度，这种制度的确立则是为了排除政治对军队的管辖与统帅，通过统帅权独立的形式保持军队的自主性。但在确立统帅权独立的同时，并未将预算的权力赋予军队，而是将军队的预算全赋予议会。围绕军备预算问题，军队与政党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如何调整二者的关系必然直接影响近代以来日本国家战略的选择。
战后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然而安倍内阁做出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核心内容是：如果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遭受攻击，只要这种攻击明显存在彻底危害日本国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权利的危险，就可以根据自卫权行使武力。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一决定意味着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平宪法成为政客的工具。这一变动招致了中国、韩国的强烈抗议，日本宪法学者也明确指出“安倍内阁变更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是从根本上否定立宪主义，是对国民主权与民主主义的根本性的挑战”[3]。
1954年7月1日，日本组建违反宪法存在的自卫队。日本虽不公开承认自卫队是军队，但日本现在拥有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约24万人的实力部队，2007年1月9日，防卫厅正式升格为防卫省，设置参事官制度。近年来自卫队要求由武官执掌参事官一职，愈加反感军事从属政治的文官统治制度。而这一制度的根源便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独特的政军关系，这也是本文研究政军体制的一个最终的应用价值即杜绝军队介入政治的可能，所以在现在日本军事与政治的界限变得越发暧昧的情况下，研究近代日本政军体制，是政治的重大责任问题，也是研究的意义所在。
本书拟以政军体制中海军与政治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阐述近代日本政军体制形成过程中海军与日本政治走向的关系。近代日本海军创建于幕府末期、明治初期，发展完善于甲午中日战争与日俄战争时，此后海军逐步强大步入强国之列。在这一过程中，海军军令部效仿陆军参谋本部逐渐独立于海军省，但海军与政局的关系，因为有明治政府创立元老们的存在，矛盾一直未曾激化。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明确将美国作为海军的第一假想敌国，并针对美国进行军备扩充。随着开国元老们的相继离世，政府对军部的控制逐渐减弱，军部的势力逐渐增强并不断与政府对抗，在这一过程中，海军亦是如此，但表现未如陆军明显。桂园体制下增加两个师团[4]问题，使军部尤其是陆军参谋本部对政局的影响日趋明显化。华盛顿体制确立之后，海军省与军令部之间对立之势逐渐明显，条约派与舰队派派阀之争初现端倪，海军军令部则开始逐步要求政治上的发言权，并开始影响政局的走向、施政方针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然而这种影响并未以一种固有的模式以及方法实现，而是通过海军1922年到1936年参与的四次海军裁军会议逐步体现的，1936年彻底退出世界海军裁军体系，结束裁军体系对海军发展的束缚，步入无条约时代，强势介入政权。此后海军影响政局的走向日趋明朗，海军军令部成为海军实际权力的操控者，这一变动加速了日本选择战争的道路。(https://www.daowen.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家总体战的态势逐渐酝酿形成之时，军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处理，成为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领导者们努力思索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统帅权独立制度的制定乃是为了保持军队的自身特性，避免其受政党过多的干预，然而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却逐步朝向获取国家政权的方向延伸着，这必定同民选势力的政党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争夺政治的领导权，军部发动了对中国、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的侵略战争，陆军虽然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海军尤其是军令部对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国家政治的领导主体最终由军部主导，在这一过程中海军的作用值得关注与探讨。在对国家领导权争夺的过程中，海军自建立之初就未曾停止过，其间有和陆军的竞争，亦有同藩阀政治、元老政治、政党政治的抗争，在“海军假日”时代（1922—1936）海军同政治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海军军令部为主导的舰队派所主张的“南进”、短期决战思想成为1936年修改后的帝国国防方针的基本考虑，赫然出现在国防方针的行文之中，这等于宣告了日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近代日本政军体制的研究，首先应该明确，政指政府及元老重臣，军统指军部。政军体制这一研究视角欧美学者们率先提出，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世界各国学者都对战争进行了重新认知，对政军体制的研究初显雏形。以亨廷顿的二重政府论与职业主义、帕尔马特的军国主义论、芬诺的政治文化比较论、马科松的下克上理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著作，探究了政军体制研究的本源与外延。
时至今日，中日关系降到了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低点，影响中日关系中最大的障碍便是日本现今领导人对历史问题也就是日本对外侵略问题的认知，被称之为“文民统制”的战后政军关系从根本上开始动摇，如何进一步构筑合理的政军体制被重新摆在人们的面前。所以重新重视日本政军体制是如何确立的，在确立的过程中对日本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政军体制又是如何架构日本对外侵略布局与日本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则显得尤为重要。这一问题研究现状的梳理与评述，对我们更好认知日本是如何走上对外侵略道路、今日日本又将走向何方，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可以探知中日学者对待这一问题的根本态度和原则。
日本海军自创立之初，延续着幕府时代的“百鬼夜行”的局面，拼凑的军舰、杂乱的海军官兵，创立之初的日本海军，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日本沿海的守卫及国防的安全。1872年2月，日本废除兵部省，分设陆军省与海军省，由此陆海军各自独立发展。1873年征兵制的实行，构建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建设与国防的基础，也是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保障。同时也由海主陆从转变确立了陆主海从的军事体制。明治政府的军事改革在“强兵”口号的指引下，军队数量迅速膨胀，无论是从量还是从质上来讲，此时日本的军队建设与军备力量均很薄弱，尚不足以对其自己设定的假想敌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然而日本却借机出兵中国台湾，又在朝鲜半岛上制造“云扬号事件”（日本称之为“江华岛事件”），这些都是日本尝试着转嫁国内矛盾、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的对外试探。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原敬政府派由时任海相的加藤友三郎作为全权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力主签订海军军备裁减条约。作为此次会议的海军专家加藤宽治中将，强烈反对主力舰对美国的六成比例，但终因条约派（赞成海军裁军条约、主张在条约范围内建造军舰的一派）领导人物加藤友三郎的强势统率力，以及海军军令部权力范围的限制，使《限制海军军备协定》顺利签订，并在日本通过。加藤（友）赴美期间由首相原敬（遇刺后由高桥是清接任）代任海相一职，以文官身份代理海相乃是对军部大臣武官制的突破，也说明政府收回统帅权的可能性似乎露出端倪。华盛顿会议后，1923年海军军令部与陆军参谋本部便修改了制定于1907年、首次修改于1918年的《帝国国防方针》、《用兵纲领》、《国防所需兵力》，首次明确将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国，并着重强调了日美必战，稍稍缓和的日美关系又一次有被激化的危险。日本由于主力舰被限定对美六成，舰队派（反对华盛顿条约，主张对美七成比例的一派）为了弥补海军主力舰的缺陷，大力发展建造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等辅助舰。二十年代由于开国元老们的存在，海军内部派阀斗争尚不明朗，海军派阀与政府间的矛盾一直未曾激化。及至1927年，为能够达成海军军备的缩减，在日内瓦召开了由英美日三国参加的针对辅助舰无序扩张的裁军会议，但因英美矛盾较大无果而终。
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日英美三方就辅助舰的比例与吨位问题达成一致，最终签订《伦敦海军条约》，此条约在日本国内的批准过程异常纷杂。上台伊始的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正在经历始自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力主通过此次条约。但以加藤宽治军令部长为首的舰队派认为，政府行为侵犯了海军的统帅权独立的制度，这使政府极其被动。政府通过多方努力之后，条约才得以批准，同时通过了海军3.9亿元的预算。但围绕条约批准引发的关于统帅权的争论，促使右翼法西斯势力迅速崛起。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彻底终结政党政治在战前日本的历程，条约派在政党政治终结之后大都被编入预备役。《军令部令》的修改，大幅提高了军令部总长的权力，军令部成为海军权力的主导，使海军尤其是军令部干涉政治的趋势明朗，海军与政局之间的矛盾明朗化。1935年召开的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由于日本政府未能有效遏制军令部扩充军备的计划，未能有效阻止军令部对政治的干涉，宣布退出国际海军裁军体系，使日本海军彻底步入无条约、无限制时代。此举是军令部干涉与强势介入政局、甚至要求国家的领导权的具体表现。这种强势的介入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政府要按照军令部的意见来决定国防方针及海军扩充计划。
1935年伦敦海军会议的破裂在预料之中，终结了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长达十余年的世界“海军假日”时代。虽然英美法三国1936年签订了海军协定，但协定并未有实质性的规定，从而使各国基本脱却了条约的规制，纷纷加入到扩充军备的行列，日本尤甚。1936年召开的第70届帝国议会通过了海军要求建造包括“战舰大和号、武藏号在内的66艘舰艇的建造预算”，1937年至1942年的6年中“总计为8亿日元的昭和期第三次补充计划”。[5]日本退出世界海军裁军体系，步入无条约限制时代，促使日美之间重又回归紧张对立状态，加速了日美之间战争的进程。海军也由遵从宪法、在宪法规定范围内行使其统帅权，转到突破宪法的限制，通过暴力或者是胁迫等多种方式干涉政治，以图达到同陆军在政治权力上分庭抗礼的目的。1922至1936年间的“海军假日”时代海军的军费以及舰艇的吨位均大幅增加，大舰巨炮主义盛行，马汉的海权论思想成为海军尤其是舰队派所奉行的金科玉律。日本海军军令部对政治的干涉已经由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支配权，同政府对抗发展到凌驾于政府之上，形成“超法律范围的野蛮支配权”，这加速了日本走向战争的进程，形成“战前日本就是被本国军队合法占领”的状态。军部势力的崛起使日本选择了对外战争的近代化道路，其间海军对政局走向的影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