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口内阁的成立及政策
1929年7月2日滨口雄幸内阁成立，是民政党在战前政党政治期间的第二次组阁。滨口内阁将“金解禁”与对英美协调作为本届政府的核心政策，力图改变田中内阁的内政外交困境。该内阁参加了为解决辅助舰之争而召开的伦敦海军会议，经日美双方反复交涉，会议最终签订《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平息了各国辅助舰之争。
1.日本政党政治的历程
1868年明治政府平息内乱之后，迅速接受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在国内进行了系列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改革。明治宪法颁布以后，自由民权运动中兴起的政党利用宪法赋予的有限的众议院预算审议权，同藩阀政府相抗争，从而形成了政党同藩阀政府之间的矛盾，政党一方面要扩大预算审议权，另一方面又要求建立政党内阁。成立于1898年的隈板（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内阁便是日本政党政治的一次尝试，但是仅存4月有余便以失败而终。政党同藩阀之间在相互斗争与互有妥协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了日本政治体制的变化，即政党逐步加强民众支持力，形成对众议院的领导权。1918年成立的以政友会为主导的原敬内阁是战前政党政治的再次尝试，1924年成立的加藤高明护宪三派内阁被称之为战前政党政治的开端，同时也标志着政治体制由藩阀政治转向政党政治。
日本政党发端于自由民权运动，1874年由板垣退助等人组织的爱国公党初具政党的雏形。爱国公党成立，不消半年便在政府镇压之下解散，1881年10月成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自由党。“1882年4月在自由民权人士中的渐进派，推举于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被逐出政府的大隈重信为总理，成立立宪改进党”[15]，政党的势力有所加强。由于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时正值黑田清隆内阁，黑田竟公然宣称“政府的超然主义”[16]，意即不允许政党组阁，于是“以自由党、改进党为中心的民党便利用宪法赋予国民的基本权利，以优先审议预算权为武器”，“积极为建立政党内阁而进行斗争”[17]。1900年明治政府的开国元老伊藤博文组织成立了立宪政友会，使“超然主义”与政党的对抗“形成了官僚和政党提携关系固定，权力和利益分离的政治结构”[18]。日本政党不断同藩阀进行斗争的过程，并“不是沿着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而是走上了互相转化的妥协之路”[19]，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政党政治同藩阀政治斗争，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
大正时期（1912—1926），宪政与藩阀政治反复较量的结果是政党政治以向军部妥协为代价逐渐取得了政治的主导地位[20]。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是1918年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被公认为宪政史上的第一个真正的政党内阁，此后1924年护宪三派内阁[21]的成立至1932年五一五事件，形成相对稳定的政党政治时代，此间政友会、民政党（宪政会1927年改名）交替执掌政权，开始了战前日本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时期。
2.滨口内阁的成立及政策
1929年7月2日田中义一因“与‘满洲’问题相关联之事未能尽辅弼之责”[22]而辞职。此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由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接任首相一职，得到天皇的批准，7月2日下午滨口拜授大命，组建民政党内阁。滨口打破了以往组阁前后费时几天的惯例，只花费8个小时便完成组阁。
滨口内阁成员的选用上，尽量从历经宪政会内阁（加藤高明）与若槻礼次郎内阁的成员中选出，并吸纳贵族院议员入阁保持各方力量的平衡，但也有非民政党成员入阁。[23]内阁成员的选任同时也是民政党协调、平衡内外关系的过程。有关内阁成员组成见下表（表3-4）。(https://www.daowen.com)
滨口内阁成员组成表（表3-4）
（说明：带※为民政党党员，※※为后加入民政党，参见伊藤隆：《昭和初期政治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第18、70页，白鳥令編：《日本内閣Ⅰ》，東京：新評論社，1986年，附录部分第259页。）
滨口内阁选用连襟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是因其早在原敬内阁时期出任驻美大使，奉行协调外交策略，在第一次若槻内阁时期出任外相，并积极推行对英美的协调外交政策，此举意在缓和同英美之间的关系。非民政党成员井上准之助出任大藏大臣，因其历任日本银行总裁、大藏大臣，在财界有较强的影响力。井上的任务一方面是要积极推进金解禁政策，另一方面是实行紧缩财政。此外从安达兼藏回顾录中可以得知，此时民政党内部没有适合藏相一职的人选。海相财部彪不仅是加藤、若槻内阁时期的海军大臣，而且从即将进行的海军军备缩减问题的谈判着眼，是赞成军备缩减的海军元老加藤友三郎的女婿，故选用其为海军大臣乃“自然之事”。
滨口7月8日公布《当前紧急的施政方针》即十大纲领：[24]推行公明政治；[25]振兴国民精神；③肃正纲纪；④革新对华外交政策；⑤完成军备的缩小；⑥实施紧缩财政政策；⑦减少国债总额；⑧实行金解禁；⑨确立新的社会政策；⑩推行其他相关政策[26]。十大政策中，对内政策中的紧缩财政同实行金解禁是本届政府最为重要的课题，完成自1927年以来一直讨论的军备的缩减则是对外政策中最为主要的课题。
滨口内阁实行紧缩财政，其措施主要有：“①政府自身做节约之示范；②扭转现在的不景气状况，纠正财界弊端，首先实行紧缩整理而别无他途以彻底消除国民之误解；③由于整理财政而使党情受到影响乃为不得已”。[27]政府在10月提出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的官员减俸案，在议会上却遭到了包括民政党议员在内的多人反对，议案被否决，此项议案直至第二次若槻内阁时方获通过。
为应对经济上的困顿状况和提高企业的合理化程度，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借以提高日元在国际中的地位，1929年11月21日滨口内阁决定恢复几度遭受挫折的金本位制，实行金解禁。由于日本国内经济状况较差，故实行金解禁时，从英美两国共借信用贷款1亿日元，用以保证金解禁的顺利实施。1930年1月11日在日本正式实行金解禁之后，由于此项政策生不逢时，恰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波及全部的资本主义国家，又由于紧缩财政引发了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的下降，致使金解禁政策未能起到相应的作用。相反日本国内黄金比价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致使大量黄金外流，国内物价持续走低，国内工人大量失业，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不堪。困苦的生活引发了日本国内军部与右翼势力的抬头，签订《伦敦海军条约》的过程中遭到横加阻拦也是由此而引发的影响。对内政策的失败，更使滨口认识到对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的重要。
滨口内阁时期执行协调的对外政策即币原外交，“币原协调外交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即“正当权力”原则和“相承主义”原则，要表现出“日本和各国的‘正当权利’的相互承认”又要“积极调整日美、日英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了对中国的政策。[28]最能完整地表现出滨口内阁时期外交模式的是伦敦海军会议的召开与条约签订及批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