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苏皖地区
江 华
1939年9月，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根据党中央关于今后八路军主要向华中方向发展与新四军连成一片的指示，决定加强苏皖地区的工作。成立了八路军苏皖纵队，任命我为司令员兼政委，并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那里的部队，开辟新的根据地。
苏皖地区，北靠山东，南接长江，包括苏北和皖东北一带，从徐州至连云港的陇海铁路东端以南地区，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好战场。1938年12月，山东纵队组织了陇海游击支队，南下苏皖地区，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支队伍，在苏皖特委的领导之下，在那里创建根据地，已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苏皖地区的部队有陇海游击支队和苏鲁支队。陇海游击支队，钟辉为司令员兼政委，后来韦国清任政委。苏鲁支队司令员张光中，政委李乐平。苏皖地区还有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胡炳云、田文扬大队（1个团）和孙象涵团以及一些地方游击队。这些部队也由我统一指挥。这时，陇海游击支队，正式改称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我带着3个团的部队，即陇海南进支队和胡田大队、孙象涵团，主要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运河以西、淮河以北的苏北、皖东北地区活动。苏鲁支队主要活动在陇海铁路以北的徐州、枣庄、邳县等地区。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就是属苏鲁支队指挥的一支小分队。
苏皖地区原有我党的活动，成立了地委、县委。苏皖边区党委书记是金明。在我们纵队去以前，这里我党的军事力量很小。皖东北地区国民党专员盛子瑾，属国民党CC派。他当然是代表国民党当局利益的。我们有的同志照顾统战关系，双方曾谈过，我们在皖东北地区不筹款、不征兵，并以他们的名义搞了一些武装，实则是我党领导的。如第三支队，司令员是赵汇川；有的支队政治处主任是共产党员。由于他实力很小，看到我们纵队4000来人来到这个地区，内心有所疑惧。我们到后为了抗日要建立根据地，没有枪，没有粮，没有款，没有人怎么行？于是，就找盛子瑾谈，他拿以前的所谓不筹款、不征兵协议应付我们。我即让皖东北地区党委统战部长刘玉柱当我的代表，由他出面同盛子谨以及国民党的专署、县长交涉各种事物，并特别对他指出，在交涉中，要宣传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宣传蒋介石的讲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声明我们八路来皖东北是抗日救国的，地方官员应当遵循蒋委员长训示，领导地方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为抗战尽义务。由于我们有实力做后盾，盛子瑾也不得不老实一点，按我们的要求办了。后来，他离开了这个地区，我们也客客气气地礼送出境。
苏皖地区同山东一样， 日伪军、顽军几种反动势力犬牙交错，互相勾结，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日军侵入后，实行“以华制华”的政策，到处扶持组织维持会和伪军，推行伪化，以巩固其统治。国民党军在徐州会战溃败后，各级政府逃之夭夭。一些失去了民族气节的地富势力及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投降了日军，充当汉奸。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勒，也趁机回来积极活动。他们不打日本侵略军，专门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扩充势力，抢占地盘，破坏抗战。我们要在这里站住脚跟，不仅要坚决打击日伪势力，也必须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苏皖地区与山东地形不同，以平原和丘陵为主，河渠纵横，无山可依。我军数量少，力量弱，装备差。而日伪军不仅兵力和装备占优势，还有铁路公路交通，机动灵活。这就给我们创建根据地带来很大困难。在平原地区，敌、伪、友、顽犬牙交错的悄况下，能不能坚持游击战争，是苏皖地区，也是整个华中、华北地区的一个大问题。我们逐渐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了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方法和规律，取得了一些经验，一步步地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
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我们以小型分散的活动为主，采取井冈山斗争的老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开敌人的主力和进攻锋芒，敌大股进攻时，就用游击战、“麻雀战”进行袭扰，遇上小股敌人，就迅速加以消灭，积小胜为大胜。部队初则以团或营为单位游击，继则以营、连为单位游击。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是部队小，行动迅速，打得快，撤得快。二是遇到小股敌人可以就地消灭，敌我力量相当时，也可以抵挡一阵子。在平原的条件下，部队的行动要特别注意隐蔽性、迅速性，在一个地方不能久住，有时一天要换好几个地方，让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行动。在军事斗争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的堡垒户、堡垒村，在一些游击区还建立了表面上是敌人的，实际上被我控制的“两面派政权”。同时，还开展了敌人内部的工作，做到你中有我。并且通过建立各种情报站、联络站，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在战略上占据主动地位。任何根据地的斗争，都要发动和依靠群众，平原地区尤为显得重要。没有山，群众就是山，没有水，群众就是水，八路军是山上的猛虎，水中的蛟龙，群众的条件弥补了自然条件的不足。只要紧紧地依靠群众，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https://www.daowen.com)
1940年，苏皖纵队打了几场硬仗。
这一年4月，纵队决定拔除泗县日伪重点据点张楼村。这是泗县最大恶霸地主张海生的老家。它有前后两个圩子，前张楼是新建的，张海生和维持会住在这里，驻有伪军500余人，轻机枪10多挺；后张楼是张海生兄弟和佃户的住处，驻伪军300余人。两个 圩子都 很坚固，外围还有一些小据点，均有伪军驻守。由于张楼地处睢宁、宿迁、泗阳、泗洪、泗县、灵璧六县的中心，对我创建苏皖根据地非常不利。我们集中南进支队和胡田大队进行攻击，先拔除外侧的据点，部队进到张楼圩子，敌人退守核心工事待援、顽抗。后来驻宿迁、泗县、睢宁的日军赶来增援，我即撤出战斗。此次战斗，拔除其外围一些据点，毙俘敌30余人。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为首的顽固派纠集其主力八十九军和王光夏、鲁桐轩的后备队及各县的常备队共1万余人，向我皖东北根据地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张爱萍部发动进攻。当时刘少奇同志正在皖东北。我们召开了各支队营以上干部大会，少奇同志作了反顽斗争的动员报告。少奇同志委托我指挥这场战斗，我们集中了8个团的兵力，即张爱萍的4个团、孙象涵1个团、胡田大队1个团、钟辉1个团，还有地方武装1个团，向敌人发起反击。敌人也是8个团，兵力大体与我相当，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也来电报要求参战，他们驻在淮南，距离太远，不一定打得上，就复电没让他们来。这次战斗打了两天，非常激烈。战斗中，少奇同志的秘书找我，担心少奇同志的安全。我对他说，不要担心，我手里还有一个特务营，万一情况紧急，这支机动力量还能用得上，少奇同志的安全，我负责任。最后，我军将顽军击溃，他们退到运河东岸。罗炳辉又来电报，要我们打过运河，他们从南面进攻，夹击敌人，打垮顽固派，开辟运河东岸根据地。少奇同志问我有何意见？我说，我们的力量还不够，打过去，不一定能站得住，总之，时机还不成熟。少奇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此议休罢。
同年6月间，苏皖纵队机关驻在江桥，我们获悉日军从泗县、睢宁、宿迁同时出动，向江桥扑来，于是立即部署迎敌。第二天拂晓， 日伪200余人，配备有轻机枪、掷弹简等，袭击了江桥。纵队特务营奋勇迎敌，与敌肉搏，我其他部队在炮火掩护下，迅速向袭击江桥之敌展开猛攻。 日军在我军夹击下，从江桥撤回宿迁县城。二三小时后，睢宁、泗县两路敌军配有九二步炮两门、重机枪4挺、汽车30余辆，向我南进支队驻地归仁集猛攻。南进支队三团固守归仁集，与敌激战一日，击退敌10多次进攻， 日军伤亡惨重，黄昏后，我其他部队增援三团，将日军1个中队包围在一座大庙里，激战一夜。为防第二天敌人增援，拂晓时，我军主动撤出战斗。此役，共毙伤日军200余人，我军伤亡也较重。
在皖东北，我同刘少奇同志一起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深感到他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上很强，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会得很深。他为人谦虚。在军事上他放手让军事指挥员去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军事上让我负贵，放手大胆地干，政治责任由他承担。在那段时间里，给中央的电报，他也要我同他一起具名签发，我坚持不同意，他还是让我签上名字。我同他在一起工作时间不长，却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一直怀念着这一段愉快工作的时光。
1940年7月，苏皖纵队开辟苏皖根据地的任务初步完成，中央决定，撤销苏皖纵队。同年9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共同完成建立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大海以西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并将山东与华中两大根据地连接起米，创建华东根据地。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撤销苏皖纵队，于是我带领纵队部分干部回山东工作，纵队所属陇海路以南的部队编入了新四军。
（本文摘自《追忆山东敌后抗战的四年》，原载常连霆主编，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